落实绿色发展模式:以长江经济带为范本推动绿色发展

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生态保护"又要"经济发展",并努力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提出并倡导绿色发展的理念。如何理解、推动、落实绿色发展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的关键。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视角,从政策演变与概念关系入手辨析了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与内涵,并系统性地识别了落实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长江经济带为范本,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制机制建设、产业转型与转移、污染治理三个方面分析了落实、推动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为"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先行示范。     

基于水经济学理论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策略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当前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指导思想下,具有引领中国走经济绿色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本文基于G20国家和长江经济带的水经济学,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对水资源与水环境的影响,结合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的分析,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平衡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合理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结构以提高水经济表现、通过优化生产布局调整进出口结构以及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来管理水资源等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考

长江经济带坚持生态优先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绿色发展、顺应国际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系统明显退化,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长江经济带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通过借鉴莱茵河流域集约高效利用资源、重点治理环境污染、自然恢复生态系统的绿色发展经验,优先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型示范带,最终将其建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示范带。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进展与建议

近年来,多份关于推动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文件相继印发,具有以下特点:(1)通过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生态环保工作成效的挂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积极性;(2)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鼓励地方政府依托各自特点开展生态补偿模式探索;(3)完善投入机制,集中力量解决最突出的生态环保问题;(4)鼓励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激发地方落实生态环保工作的内生动力。根据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实践,发现在一些环节存在不足并建议:(1)长江经济带沿线不同地区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禀赋存在差异,生态补偿工作实践进展不一,不同地方的重点工作方向亟待进一步明确。建议进一步强化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意识,结合不同地方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业结构特点、生态资源禀赋和工作实施进展分类施策,建立分层次、分领域的梯度补偿模式。(2)生态补偿的制度依据尚未明确,中央的统筹地位亟待进一步巩固。建议健全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基础或管理原则,完善相应权责制度,加强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系统性的管理和监督考核机制。(3)生态补偿的方式较为单一,市场条件仍欠缺。建议推进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创新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和交易方式,鼓励多方资本融入,建立起拥有公允生态补偿条件和补偿价格的生态补偿市场化体系。(4)不同地区对资金需求和使用存在差异,"平均分配"模式限制了部分资金的利用效率。建议科学划分生态补偿资金使用范围和渠道,由单一性要素补偿向基于生态功能定位的综合性补偿转变。(5)生态补偿对推进精准脱贫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建议有机衔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时空特征及其绿色经济效应

污染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难点与痛点,而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正是造成长江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识别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格局并探究其绿色经济效应。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深度弱于全国水平,产业结构朝绿色低碳化转型;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分异显著,中上游地区污染产能集聚能力较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但存在长期绿色转型机制,上中下游地区绿色转折速率梯度提升。研究结果可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集聚发展提供借鉴。     

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化工污染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点、痛点。破“化工围江”,治“长江病痛”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文章梳理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意义、现状,绿色低碳转型的突出难点,提出以“一盘棋”思维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统筹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和降碳减排,打造世界级绿色高端化工产业集群,助力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考

长江经济带具有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生态资源存量优势,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更具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和可持续性。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对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统筹谋划,夯实绿色发展基底,提升绿色发展质效;因地制宜,通过生态农业、生态文旅等产业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渠道;明晰产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促进生态产品可量化;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作用,提升绿色金融支撑能力,破解生态产品难变现、难抵押、难交易等难题。     

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前提下,采用超效率非期望两阶段网络DEA法测算2008~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估算各因素的实际贡献份额和区域差异.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0.2710,即样本期内并未实现DEA有效,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下游与中游、上游地区工业企业之间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发展态势明显不平衡;整体上自身创新效应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最大,剩余依次为工业企业消化吸收效应、购买国内技术效应、引进技术效应、技术改造效应和工业污染治理效应;新产品开发经费效应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吸收消化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吸收消化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的增加在两阶段中的表现一致,但第二阶段的效应量下降明显;各因素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贡献差异呈现自东向西的减弱趋势,但中部地区的效应量不高;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平均效应量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在"十二五"期间总效应量则呈现递减趋势.此外,上游和中游地区各因素效应量促进了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长江经济带工业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与评价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区之一,高度密集的工业活动正加剧该区域的环境压力.工业活动是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但长江经济带工业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布及典型行业污染特征仍不清楚.从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公共数据库获取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3个工业区表层土壤8种重金属(Cd、Cr、Cu、P...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长江经济带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之一,理清长江经济带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与来源对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和农业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检索文献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空间分析和地累积指数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农田土壤重金属（Cd、Cr、Hg、As、Pb、Cu、Zn和Ni）的污染特征、环境风险和主要来源.结果表明：①农田土壤Cd、Cu、Pb、Hg、Zn和As超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比例分别为39.8%、18.5%、8.3%、6.9%、6.9%和6.4%,其中土壤Cd的超标比例最高;②不同区域农田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异明显,上游土壤Cr、Cu、Zn和Ni含量高于中游和下游地区,中游土壤Cd、As和Pb含量高于上游和下游地区;③研究区8种重金属的地累积指数分别为：Cd （0.42）>Hg （-0.28）>Pb （-0.32）>Zn （-0.39）>Cu （-0.42）>Cr （-0.7）>As （-0.81）>Ni （-0.73）,其中土壤Cd和Hg地累积风险最高;④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田土壤重金属累积主要受地质高背景和矿山开采等因素影响,中下游地区主要受到快速城镇化、工业生产和高强度农业利用等因素的影响.针对长江经济带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管控需求,建议加强农田土壤重金属的源头防控,根据重金属污染程度、地质背景和农产品质量等进行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分区分级管控和分类管理,以期实现长江经济带农田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生产.     

长江经济带环境经济核算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开展长江经济带环境经济核算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和举措.该文结合人力资本法、市场价值法、防护费用法和影子成本法等方法核算了长江经济带环境退化成本,并基于虚拟治理成本方法和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结果测算了该地区实现环境质量达标所需要的治理投入资金缺口.结果表明: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环境退化成本呈上升趋势,平均环境退化指数约为2.35%,人均退化成本约为822元,单位面积（1 km2）退化成本约2.30×105元,2017年地区总成本达8.56×1011元,其中大气环境退化成本约占60%;14年间地区国民经济也保持快速增长,整体而言,该地区还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成本同步上升阶段,尚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环境治理.2017年长江经济带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实际成本仅为4.49×1011元,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全面达标,到2035年还需投入环境治理资金共计约2.25×1012元（为折现价格）,治理缺口较大,而且地区环境退化成本（外部成本）仍远大于实现环境质量全面达标的治理成本（内部成本）.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长江大保护的投入,加大国家环保专项资金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充分保障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和生态改善的资金投入;综合运用税费、补贴、交易和价格等手段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质量保护目标.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步入"十三五",长江经济带迎来又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背景下,2016年5月,环境保护部李干杰副部长应邀在北京大学为来自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和有关部委的厅局级干部,作了题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专题讲座。本文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战略问题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要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当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后期;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水环境质量改善,但水生态状况堪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进入攻坚期.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形势的研判,阐述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并提出了四项战略.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从单一要素、单一指标、部分区域转向水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和综合修复.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由水环境质量改善转向水生态环境安全提升,未来将逐步转向生态环境健康改善.③空间管控战略需要整合多项区域规划,研究构建流域与区域协同、水陆统筹、山海一体的统一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空间单元划分体系.④产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影响水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产业领域加强防控.⑤科技创新战略要突出科技平台的作用,推进数据、人才、技术、成果的汇集和创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由投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⑥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要求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率先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显示,把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推行空间管控、产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战略,能更加有效地支撑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发展.      

长江经济带乡村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及驱动机制

乡村性是描述乡村地域特征的重要指标,其时空分异可以有效反映乡村发展及转型的基本面。聚焦我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采用乡村性指数测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7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并运用GWR模型重点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乡村性总体有所减弱,空间上呈现“东部低、中西部高”的特点;县域乡村性在城市群（圈）、省会及大城市附近呈现较低水平,向外围逐渐升高。（2）乡村性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传统农区,随时间推移明显缩减;低低集聚则集中在长三角、武汉、长株潭等城市群（圈）地区,且整体格局较为稳定。（3）农业技术、政府支持、资本投入、市场调节因素能促进乡村发展及转型,其中,农业技术的作用最强。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则兼具促进和限制作用。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及转型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未来制定区域乡村发展策略应针对不同地区分类精准施策。     

长江经济带突发水污染风险分区研究

长江经济带突发水污染事件频发,对区域人群健康和生态安全造成严峻挑战.环境风险分区是环境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有效工具.本研究以2015年为基准年,基于环境统计数据、DEM数据、水质监测断面数据和基础地理数据,综合考虑了水系流向、水系级别及水质等因素,以1 km×1 km的网格为基本单元,对长江经济带开展突发水污染风险分区.结果表明:①高风险区面积为3348.9 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0.16%;较高风险区面积为26030.7 km~2,占比1.27%;中风险区面积为97971.1 km~2,占比4.79%;低风险区面积为1916838.7 km~2,占比93.77%;②从沿长江干流两岸分布来看,高风险区面积沿长江上游至下游呈逐渐增加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重庆市中部、湖北省东部、安徽省东部、江苏省中西部、浙江省北部、上海市西部等地;③从沿长江主要支流两岸分布来看,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嘉陵江南段、乌江南段、汉水东段、湘江北段、赣江北段等.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将生态环境保护居于"压倒性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当前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绿色发展、工业污染防治、船舶污染治理、流域污染治理、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近期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对策建议,供政府职能部门参考.     

长江经济带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特征

利用清单方法核算了1980~2016年长江经济带农业源非二氧化碳（CO₂）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情景和农业-环境脱钩状态下长江经济带2030年和2050年的排放情景.研究表明：时间维度上,1980~2016年长江经济带农业源非CO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从0.26Gt CO₂-eq上升到0.32Gt CO₂-eq;2030年和2050年在高情景和中情景2种情景下,长江经济带农业源非CO₂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会达峰,江苏、湖南、重庆、云南、湖北和安徽等六省（市）的单位农地面积排放强度将增加;3种情景下,四川始终为单位农地面积排放强度较低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