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审计质量

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对审计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此时企业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我国应当坚持全面推动产业数字化,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全社会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OFDI行为：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17年Wind数据库、BvD-Zephyr数据库和FDI Markets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OFDI倾向和能力,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行为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地投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次,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融资约束水平促使企业OFDI。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的OFDI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稳定性,但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稳定性的影响十分有限。文章旨在为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选择策略提供新证据,并致力于为提高中国供应链稳定性提供政策建议。     

ESG信息披露、媒体监督与企业融资约束

ESG信息披露包含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状况等内容,关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ESG信息披露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难题,媒体监督对两者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是值得研究的主题。文章在理论分析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媒体监督在其中调节作用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基于媒体监督视角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间的关系。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媒体监督能进一步缓解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间的关系,媒体积极报道能够提升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ESG信息披露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

近些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抓住时代红利的关键举措。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研究方向、实施路径和影响因素4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此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帮助。     

信息披露质量、供应链金融与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

制造业企业对于我国发展实体经济非常重要。本文基于信息披露质量与供应链金融相结合的视角,探索制造业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供应链是否能缓解该问题,并探讨信息披露程度不同的企业是否在该问题上有所差异。本文采用2014—2020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供应链金融能缓解该问题;信息披露质量不同的制造业企业与其存在的融资约束严重程度没有必然关系;但在信息披露质量低的制造业企业中,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效果更明显。因此,本文认为制造业企业、银行、政府等应重视信息披露质量,并建议多方合作共同建立供应链金融综合性第三方服务平台来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了企业融资约束吗？

文章以200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激励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更加明显,相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激励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融资约束更加显著。此外,文章还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两种机制：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文章扩展了融资约束的研究边界,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于企业管理行为长期可持续发展视角,以2013—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小型企业、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和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发挥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     

投资者情绪、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4-2014年度的数据,研究企业层面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投资与投资者情绪显著正相关;企业投资与现金流高度敏感,我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融资约束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刺激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2)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加剧效应显著强于国有企业.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本文重点讨论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的理论机制,并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从全球出口层面还是出口目的地层面看,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会显著降低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融资约束加剧通过削减企业的中间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费用显著降低企业核心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无论是对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还是对核心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或大于第二大出口产品的企业,融资约束加剧都会使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下降。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审计风险吗

数字化转型的开展能够优化企业运营并减少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为降低审计风险创造了条件。以 2010-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并通过内控优化、信息披露两种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从审计主体层面来看,当审计师来自国内十大时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审计风险的功效有所提升;从审计客体层面来看,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减少审计风险;从外部治理环境来看,当法律环境较好、媒体关注较多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抑制审计风险。进一步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减少审计风险可以明显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可见有效防范审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转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约束与政府融资路径

城镇化转型是解决我国"十二五"期间诸多重大难题的集合点,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与政府融资路径的合理选择则是推进城镇化转型的着力点。由于我国城镇化质与量的不协调,造成人口城镇化滞后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拉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基于现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对城镇化转型的约束,需要正确厘定与推进城镇化转型相契合的理念及公共服务制度接纳思路,合理设计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政府融资路径。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更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高管学术背景这一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

本文研究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进而对公司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那些依赖外部融资来成长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成长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中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建立离散动态出口模型,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进而运用2004～2008年中国七十余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内源融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3个维度衡量融资约束,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关键,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贡献最大,银行信贷次之,内源融资贡献最小。细化样本后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出口的关键,但是,无内源融资企业较之有内源融资企业,内资企业较之外资企业,出口融资都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国有企业出口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而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变化融资约束衡量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     

强化政府引导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提出辽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针对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面临“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的问题,提出应加强政府工作机制建设、规划和政策及宣教引导,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供给,加强政企合作,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