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为政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孔孟为政之道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主要体现在:君要遵守君道,政治上推行王道、倡导仁政德治;经济上实行养民、惠民、富民的政策;对外以和为贵,反对不义战争。臣要遵守臣道,忠君尊王;恪守名分;在德不在位。同时统治者还要掌握教民之道,以道、德、仁为内容,诗、礼、乐为形式教化百姓,使他们能自觉地服从统治。通过现代的诠释与改造,孔孟为政之道传统价值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孔孟义利观评析

义利之辩由来已久,儒家学者孔子、孟子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他们主张对上讲义,限制统治者私利,而得长治久安大利;对下讲利,使人民得一定实惠,安居乐业,从而维护尊尊亲亲大义,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肆意掠夺.这种主张虽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但对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刍议孔孟饮食文化及其当代生命力

孔孟饮食文化崇尚精益求精,提倡食功,安贫乐道;兼养身心,以仁、义、礼、乐为准则;推崇孝道,养老敬老,在当代对人生、生态和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再议孔孟道德观

文章再次申说孔孟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与义”,“仁与义”具有使人为善去恶的作用,无疑其作用对社会是积极的;而与仁义相关的“礼”则不然。文章认为,被孔孟之后的儒者们发展了的“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桎梏,是对孔孟“仁义”道德观念的反动与排斥。     

论孔孟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

必须客现而全面地认识孔孟的义利观,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论孔孟的人权思想

我国的较为系统的人权理论虽然产生在近代 ,但是在我国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就已有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孔孟的人权思想是先秦时期人道战胜神道、人权战胜神权、理性战胜非理性的结果。他们提出的“仁”具有深刻的人权思想内涵 ,并以“仁”为内核 ,在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等方面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主张     

论孔孟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孔子继承先王之道,开创万世之学,功盖尧舜;孟子一生弘扬儒学。孔孟儒学博大精深,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历经艰难险阻而傲然挺立。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爱国爱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孔孟儒学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弘扬传统孔孟儒学对寻找民族精神具有现实意义的。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浓厚的孔孟情结.建国前他对孔孟之道极度推崇,建国后则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个人独裁意识急剧膨胀,一度想动摇孔孟的精神领袖地位,终以失败收场,不得不做出适当的退让.这在朱元璋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促使他在治国理民的策略上反复权衡,一手抓经济开发,一手抓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孔孟荀德治思想论纲

分别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德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揭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案,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内涵和价值两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德治思想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以德治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孔子的德治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孔子与《周易》

通过对《周易》的解读,孔子建立了最早的“天人合一”之学。天人合一的关键在“生”,这对后来《易传》中的学说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孔子和柏拉图美学思想之差异

通过对孔子和柏拉图美学思想基础和本质差异的研究,探讨了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孔子美学思想的基础是仁学,而柏拉图的美学基础则是理念论。就美学的本质而言,孔子的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而柏拉图的美学则是知识美学。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状况乃至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     

试论《论语》为仁之道的最高境界

孔子在《论语》中将君子为仁之道划分为三层境界,“修己以安百姓”是其最高境界。在孔子看来,要实现仁道的最高境界,必须为政以德。论题试就为何要“修己以安百姓”,以及如何才能“修己以安百姓”作了简要的分析。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