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团结”与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基于一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村庄共同体在承载生态多样性,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弥补国家基层治理不足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乡村人口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庄既不是滕尼斯式的村庄共同体,也不是原子化状态,而是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但趋向原子化的一种状态。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庄精英借助村庄差序格局关系的社会资源和自身具备的外部资源,以行动干预方式,发起并塑造具有共同情感的符号和集体认同的村庄事件,发挥新媒介对村庄资源的整合功能,弥补国家基层组织应有的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功能,使“事件团结”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和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可行性。但也应看到,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还需国家有条件的干预,改进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机制,实现村庄集体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推进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利益基础。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逻辑理路、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是国家力量、社区资源与市场规则共同体作用下的总体性治理。当前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模式指向市民化视角与国家治理视角。这种治理模式难以突破治理主体权责利失衡、治理事务边界模糊化与治理共同体意识缺乏的固有困境,它也导致社区治理失序与居民参与不足。但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表明：基层党委制度化形塑的“物业治理共同体”,建构国家—农民—市场的共同体关系,创新主体共治模式,通过治理事务责任落实的组织协商机制与治理主体有效动员的资源整合机制,促成社区规则之治的行政组织载体与社区稳定生态的权责分工结构等治理,填补了以往治理的不足。因此,输入行政性资源,激活政治关联机制;构建协商性平台,畅通物业治理过程;营造共同体意识,提升资源再造能力等成为优化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研究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庄共同体的公益救济措施和方法对我国目前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具有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珠江三角洲“村改居”进程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宏观角度，简要介绍了珠江三角洲“村改居”的推进过程。着重分析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共性，如都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动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都具有统一的运动化形式；都采用了“先形式、后内容”的推进策略。指出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个性，如各地的“村改居”进程带有各自特色；在“村改居”进度方面，珠三角各市、区表现不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居委会选举方式并不统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转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育程度不同。文章最后还详细地阐明了“村改居”进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治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等三个主要问题。村改居社区应该积极转换角色,引导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的制度机制。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治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等三个主要问题。"村改居"社区应该积极转换角色,引导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的制度机制。     

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被面”与“哈达”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礼仪用品,蕴含着我国早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由此衍生的“献帛之礼”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从“搭被面”和“献哈达”这两种常见的献帛民俗入手,分析早期丝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认同与民俗传承,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之一的丝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     

“村改居”社区老年人的社区照顾

"村改居"社区的出现给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养老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对传统养老模式带来了严重冲击,社区照顾作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应运而生。要完善老年人社区照顾须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强社区老年服务的系统管理;第二,转变服务观念,加强对老年人的支持力度;第三,建立"社工+义工"联动机制,建设专业志愿者队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能够赢得普遍认可与广泛共鸣,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潮流和层出不穷的人类共同难题挑战下,它积极回应了各国对和平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态美好的共同诉求。共同诉求意蕴着具有共识:和平发展的趋势化意蕴着安全共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意蕴着利益共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意蕴着价值共识,生态危机的扩大化意蕴着责任共识,这些多维共识促使各国意识到只有达成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理念,才能实现全球的共建共享、共治共荣。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国家——村庄”关系纠葛

退耕还林工程本来是一个村庄、个体农民和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项目,但仍在一些地方仍然遭遇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到政府的监管不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基层治理中未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使得国家工程遭遇了村庄共同体的不当抵制与忽视。国家的基层治理应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尽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合作产生消极结果。同时,基层权力部门应该挖掘村庄共同体的潜在价值,扶持村庄共同体的组织建设,构建国家政权与村庄之间良性的关系。     

共同体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认

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体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等多种类型和层次。共同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努力创造条件,构建共同体,切实促进个人自由的发展,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更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指认。     

“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

"村改居"社区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区类型,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有着社区形态的过渡性、生活场域的二元性、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因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村改居"社区,"党政经"一体的"混合型"传统组织架构这一弊端,造成党组织权威弱化、自治组织地位虚化、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异化,引发社区治理失序。以"政社分离"、"政经分离"为标志的治理改革,让社区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推动社区治理事务类别化与权责明晰化的同时,有助于基层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特点及其转型的价值目标

村改居社区是由乡村向城区过渡的特殊社区,总体上陷于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困境,社区转型伴随着文化转型。村改居社区文化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善的城市社区文化,具有文化过渡性、文化多样性、文化冲突性等特点,迫切需要进行文化的解构和重构。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的目标包括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睦相处的行为规范、和谐友爱的社会风尚等五个层面的辩证统一。     

“村改居”群体市民化的目标定位与策略分析

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的质点和发展目标。村改居群体的市民化缺乏必要的工具性保证。物质资本只是他们实现市民化所必需的可行能力的手段,广泛的城市社会性和高度的自由度才是他们市民化的真正目标取向。城市化目标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必须立足村改居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充分考虑他们城市人化的社会成员角色转型和主体地位体现在经济补偿之外的现实可持续发展需要;利用优势资源,通过打造多元主体社会支持的创业治理体系,实现其人格品格与性格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整合基层社会,推动其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交往中实现身份和角色的转换。     

“村改居”小区中的自办物业与社区治理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村改居"成为村庄转型的一种选择。政府主导下的"村改居"容易形成后期管理中的物业难题。"村改居"小区中的物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准公共品供给问题,同时还夹杂着转型村庄中的治理问题。通过自办物业的方式,村委会既能完成物业管理任务,又能借助"物业办"完成村庄治理工作,在村委会和"物业办"之间,形成互相支持、有效运行的平衡网络,保障社区共赢。自办物业存在着一定的困境,困境产生于村庄转型过程中,应当由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面对和消化。     

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新征程上聚焦“五个认同”引领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民生与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政策,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各民族人民主观与客观的集体能动认同体系。深刻把握“五个认同”的科学内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社区转型中包含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区和谐文化,提高居民的现代化素质。其基本途径有:完善"村改居"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为文化转型提供物质基础;制定"村改居"社区的制度规范,为文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村改居"社区的思想文化教育,为文化转型提供精神条件;开展"村改居"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文化转型营造良好氛围。     

“村改居”社区的烦心事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位于城市中心城区,辖城市社区52个,这些年来“村改居”社区也逐渐递增到20个。在名称上它们叫社区,但在人员管理、拨款体制等方面依然沿袭的是原有的农村行政村的管理方法。经过这些年的运作,目前,“村改居”社区的烦恼日渐增多——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价值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如今的世界真正步入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利益矛盾的普遍存在、不同价值观念的交汇冲撞、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差异而导致的多元多样、分歧分化的价值冲突,涉及领域极为广泛乃至全面展开,表现形态纷繁复杂且随时代而变,消解弥合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价值共识的达成,离不开人类共存共赢的生存样态,离不开全球化实践中的普遍交往,离不开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碰撞,而且呈现出基础的复杂性、层次的多维性、达成的动态性等诸多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普世价值论批判为凝聚前提,以中西分野的文化基因为关键要素,以跨文化对话协商机制为达成手段,形成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