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传佛教的西渐——从突厥语对“道人”(toj n)一词的借用谈起

突厥语族群所信仰的佛教主要是由内地传入的。突厥语中用来指称佛教僧侣的toj(?)n一词,源于汉语的“道人”,借自“十六国”时期。该词的使用,正是汉传佛教西渐的反映。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慈善功能、资金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慈善救助功能的重要作用和特征,并以此为当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展、完善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试论汉传佛教的西渐——从突厥语对“道人”（tojin）一词的借用谈起

突厥语族群所信仰的佛教主要是由内地传入的。突厥语中用采指称佛教僧侣的tojin一词，源于汉语的“道人”．借自“十六国”时期。该词的使用，正是汉传佛教西渐的反映。     

区镇间小型佛教寺庙调查——以永州零陵青阳寺为例

寺庙不仅是佛教信仰的场所,而且是民间信仰的汇集地.而区镇间的佛教小寺庙可以最清晰地洞察民生状态,文章以青阳寺为例,调查分析了区镇间的小型佛教寺庙的生存状态.     

从地方文献看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以福建地区佛教俗神崇拜为中心

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教）与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方志、笔记小说等福建地方文献,考察清水祖师等福建地区佛教俗神的崇拜情况,说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三种形式：其一,僧人是神明的重要来源;其二,佛教俗神的功能世俗化;其三,僧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     

民间匾额用典的文化解读——以洛阳民俗博物馆匾额为例

民间匾额在我国民俗文化中一枝独秀,它注重用典,在用典中广泛吸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文精华、故事传说,使民间匾额言约义丰、内容厚重,为人们所喜爱。本文试从用典入手,从民间匾额典故的界定、典故的成因、用典的效果、典故所折射的社会内容几个方面对民间匾额进行解读。     

唐代佛教影响下的长安城市生活——以佛教寺院为中心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长安作为唐代都城,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佛教有关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朝廷在这里举行佛事活动,百姓僧众在这里举行节日庆典;同时佛教寺院也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不论是僧人的俗讲,还是庙会中的戏场,都对百姓有吸引力,此外风景优雅的寺院还是文人游乐、集会的场所。因此与佛教寺院有关的种种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见证了长安文明,成为不可忽视的唐代佛教文化组成部分。     

闽南女神民间信仰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

女神信仰是闽南民间信仰文化体系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的闽南女神信仰不仅消解了古代中国社会男女在社会性别地位上的巨大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男性神灵成为整个闽南社会与文化的心灵寄望。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的闽南女神民间信仰是男权社会视野下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研究闽南女神民间信仰对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闽南民间社会主动参与女神信仰消解了传统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前世为僧”与唐宋佛教因果观的变迁——以苏轼为中心

宋人好语前世,唐人喜言来生.佛教因果观在唐宋间的这种变化形成的原因及其进步意义何在?宋人之语前世,常常安排一个得道高僧.以苏轼为例,重点分析从唐到宋文人士大夫这种心态的变化.认为唐代的来生说是对现实生活的丧失信心,而宋代前世说则较前代更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藏传佛光辉映下的卫拉特蒙古民间精神空间

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天神信仰、鬼神观念、火神和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观念加以分析认识,从而探讨卫拉特蒙古民间宗教观念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中国佛经翻译与英国《圣经》翻译的比较

中国佛经翻译和英国的《圣经》翻译虽然从时间、空间、原译语和原译语读者等方面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在翻译的手法以及翻译的组织形式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以此来探求宗教类文献翻译中的共通性。     

中印佛教不同命运之比较

佛教兴盛于印度奴隶制发展时期的"列国时代",衰败于其封建时代.然而在中国,它却高度发展于汉魏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形成这一强烈对比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更需要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而主张逆来顺受的佛教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其二,中国有着成熟的封建统治者,对政教关系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可放手发展佛教.其三,中国有着发达的封建文化和社会思想,使富含深邃思想的佛教能与之互相促进,并相辅相成.     

乾隆帝与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中的第一菩萨,主智慧,地位极高。西藏称呼中原皇帝即为“文殊大皇帝”。清初诸帝对藏传佛教实行既推崇又限制的策略,至乾隆朝,乾隆帝被视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原与蒙藏地区的民族关系。     

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路径及当代适应性研究

藏族社会全民信教以及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一种是包括家庭宗教经验和寺院学习的宗教教育,另一种是以强调习俗、禁忌为主的宗教礼仪规则。宗教教育与宗教礼仪在继承藏传佛教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还将蕴含在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传扬下去。当代社会,藏传佛教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禅宗二祖慧可的本土神化与民俗信仰

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使得禅宗祖师在佛教徒的信仰中有神化倾向,而民间力量在神化禅宗祖师的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禅宗二祖慧可在祖师中并未受到极大的重视,但其在弘法的河南、河北诸多地区却被普遍神化,并且融入到耿氏宗族崇拜中成为民俗信仰的一个重要对象.     

近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与日本的“批判佛教”

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国佛教界,还是日本佛教界,都不约而同地对影响中国佛教最为深远的如来藏思想展开了反思,甚至批判.中国方面的主力先是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吕澂,其后是印顺法师;日本方面,一开始主要围绕着<大乘起信论>以及<楞严经>的真伪展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有"批判佛教"思潮集其大成.其实,这一思潮所指责的如来藏是"实体"、"基体",如来藏思想是受"神我"说影响而来等等观点都是站不住的.而将如来藏思想当作在印度大乘佛教独立的"第三系"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从“寺”“庙”别异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人们常用"寺庙"来泛指佛教寺院,罕对"寺""庙"二者进行辨异。笔者此文重在考察寺、庙的本义和历史变迁,并指出"寺""庙"的结合是外来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见证,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汉语对新加坡英语的影响

本以日常社会交往中谈话的实例，从语法结构、词汇特点、交际语气、语调等角度论述了汉语对新加坡英语的影响。揭示了语言有趣的负迁移现象。     

佛教和中国戏曲

佛教作为中国几大重要宗教之一。源远流长,影响深广,早已和中国文化浑然一体,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国人的思想意识,文化生活领域,无一不被佛教的熏染。尽管部分国民"神"佛"不分,佛道合一,但丝毫也不影响佛教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不管内容、题材形式,却不能不受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