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认知水平变化轨迹及其分化

目的 探究影响我国老年人认知水平的变化趋势，分离出年龄、队列效应。方法 基于CLHLS（2002—2018）多重队列追踪数据，以Stata16.0软件为工具，运用分层生长曲线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发现，个体行为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慢性病数量对认知水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队列对认知水平的变化具有独立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国老年人认知水平下降，认知水平的城乡、性别差异明显；较年轻出生队列的老年人认知水平较好，认知水平的城乡差异随着队列的年轻化而变大，性别差异在较年轻队列有略微缩小的趋势。结论 影响认知水平因素复杂，认知障碍会增加医疗成本及照护负担，因此需准确把握老年认知水平的变化规律与作用路径，从而为卫生服务、养老保障、长期医疗照护的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职业认同在新入职护士反馈寻求行为与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职业认同量表、反馈寻求行为量表、职业倦怠量表对武汉市2家三甲综合医院232名新入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反馈寻求行为对职业倦怠的总效应值为-0.651，职业认同在反馈寻求行为与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73.43%。     

基于罗森塔尔效应的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后遗症病人的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罗森塔尔效应的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后遗症病人的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2019年1月—2021年1月收治的98例脑出血后遗症病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基于罗森塔尔效应的护理干预。干预前后采用卒中量表(NIHSS)、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生活活动功能测量量表Barthel指数(BADL)评定两组病人康复情况,采用非精神病性焦虑量表(HADS-A)、非精神病性抑郁量表(HADS-D)、自我效能量表(GSES)评定两组病人心理状态,采用生活质量简明调查表(SF-36)评定两组病人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病人干预后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FIM和BADL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病人干预后HADS-A和HADS-D评分低于对照组,GSES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病人干预后生活质量各维度(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肌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心理卫生)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罗森塔尔效应的护理干预应用于脑出血后遗症病人能有效促进病人康复,改善病人心理状态,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个体化麻醉护理在提高剖宫产术后镇痛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对剖宫产手术产妇围术期采用个体化麻醉护理方案干预对提高术后镇痛效果的作用。方法选择本院2020年1月至12月接收拟行剖宫产分娩的产妇120例,按照随机数表法作为分组方式,将患者分为采用常规术后镇痛的管理对照组(n=60)与采用个体化麻醉护理方案干预的研究组(n=60),比较两组术后2h、12h、24h、48h的疼痛视觉模拟法(VAS)评分,统计两组使用自控镇痛泵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并于患者出院前调查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术后各时间节点VAS评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剖宫产产妇采用个体化麻醉护理方案干预有利于提高术后镇痛效果,可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且能够改善患者的护理服务体验,值得应用。     

中国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及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 分析2013-2019年中国31省市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及区域差异，探讨影响资源配置水平的主要因素，为优化中国中医药资源配置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每万人口中医药机构数、每万人口中医药技术人员以及每万人口中医药床位数作为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的指标，利用统计年鉴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可分解的泰尔指数以及面板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省份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及区域公平性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 中国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均值为0.165，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不同省份间配置水平有差异；按人口配置的总体泰尔指数优于按面积配置的指数；公平性差异主要来自于四大经济区区域内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财政自主度是影响中医药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中医药资源配置整体水平呈增长趋势，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应重点关注区域内的不公平性。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财政自主度是影响中医药资源配置水平的主要因素，建议各地区根据当地不同现状精准施策。     

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在肿瘤葡萄糖代谢中的作用

瓦博格效应认为,即便在氧气充足时,肿瘤仍大量利用葡萄糖进行有氧糖酵解,产生乳酸和少量ATP。虽产能效率低,但中间产物有利于改造肿瘤微环境,促进肿瘤恶性进展。近年发现,成纤维细胞作为肿瘤间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肿瘤细胞诱导下具有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CAF）表型,通过自身线粒体功能障碍、自噬而持续向肿瘤细胞提供生物大分子合成原料,用以促进肿瘤增殖、侵袭、转移、耐药。相反,肿瘤细胞自身则提高线粒体代谢水平,进行氧化磷酸化,此现象被命名为反瓦博格效应。CAF与酸化的微环境驱动肿瘤细胞自发选择葡萄糖代谢方式、促进肿瘤恶性进展。     

不同剂量羟考酮PCEA与PCIA用于前列腺术后镇痛效果比较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羟考酮通过患者硬膜外自控镇痛（PCEA）与患者静脉自控镇痛（PCIA）用于前列腺术后的镇痛效果。 方法 选取在2018年1月~2020年1月期间于我院行前列腺术的210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A1、A2、A3、B1、B2、B3 6组，每组各35例。其中A1、A2、A3组术后镇痛采用PCIA方案，分别使用0.6mg/kg、0.8mg/kg、1.0mg/kg的羟考酮+托烷司琼10mg+0.9%氯化钠溶液至100mL；B1、B2、B3术后镇痛采取PCEA方案，分别使用0.6mg/kg、0.8mg/kg、1.0mg/kg的羟考酮+托烷司琼10mg+0.9%氯化钠溶液至100mL。比较手术前（T0）、术后6h(T1)、术后12h(T2)、术后24h(T3)及术后48h(T4)6组患者的生命体征、视觉疼痛模拟评分（VAS）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各组患者在不同时间点的MAP、HR及SPO2的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1、B2、B3组患者分别在T1、T2、T3、T4时间的VAS评分显著低于A1、A2、A3组（均P＜0.05），A2、A3组患者分别在T1、T2、T3、T4时间的VAS评分显著低于A1组（均P＜0.05），B2、B3组患者分别在T1、T2、T3、T4时间的VAS评分显著低于B1组（均P＜0.05）。B1、B2、B3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显著低于A1、A2、A3组（均P＜0.05）。B1、B2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显著低于A2、A3组（P＜0.05），且A3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高于A1、A2，B3组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高于B1、B2组（均P＜0.05）。 结论 对前列腺手术患者术后，不同剂量羟考酮PCEA的镇痛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显著优于不同剂量羟考酮的PCIA，且当羟考酮的剂量为0.8mg/kg时，效果最佳。     

硬膜外分娩镇痛相关产时发热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硬膜外分娩镇痛相关产时发热(ELARIF)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采取硬膜外分娩镇痛(ELA)的980例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按照产妇是否发生ELARIF,将其分为发热组(n=74,发生ELARIF后,鼓膜温度≥38℃),对照组(n=906,无ELARIF,鼓膜温度<38℃)。对2组产妇的一般临床资料、产时及产后相关资料、ELA相关资料及新生儿相关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连续性校正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新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2组产妇年龄、身高、分娩孕龄、流产次数、胎膜早破发生率,孕前、分娩时人体质量指数(BMI),孕期BMI增加值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上呼吸道感染、B族链球菌感染发生率,分娩入院时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血红蛋白水平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发热组产妇人工破膜总发生率、ELARIF所致人工破膜发生率、中转剖宫产术分娩率,第一、二产程与总产程时间,产程开始至开始进行ELA时间、开始ELA至分娩时间及顺产产妇产后尿潴留(PUR)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长于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发热组中转剖宫产产妇ELA药物用量为(39.9±24.2)mL,ELA持续时间为4.8 h(3.8、6.3 h),ELA结束时疼痛《数字评价量表(NRS)》评分为6分(5、6分),均分别显著高于、长于对照组的(37.1±24.9)mL、3.6 h(2.3、5.3 h)及4分(3、5分),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18、Z=-4.22、Z=-8.48,P<0.001)。④发热组产妇分娩新生儿的羊水粪染、胎儿窘迫、生后5 min Apgar评分<10分及因感染转人新生儿科占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结论产程延长可增加产妇发生ELARIF风险,而ELARIF可导致产时干预及分娩风险增加。临床应重视ELA产妇产程管理,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促进产程进展,降低母儿不良结局发生率。     

恐惧疾病进展在肺癌患者配偶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恐惧疾病进展在肺癌患者配偶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2019年11月—2021年1月新疆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165例肺癌患者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Herth希望指数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生活质量核心量表(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QLQ-C30)进行问卷调查,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肺癌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希望水平、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AMOS23.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共有162例肺癌患者配偶完成研究,HHI总分为(26.28±2.90)分,FoP-Q-SF总分为(43.74±4.68)分,QLQ-C30总分为(55.29±14.26)分。相关分析显示,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与希望水平呈正相关(r=0.541,P<0.001)与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r=-0.469,P<0.001);希望水平与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r=-0.574,P<0.001)。希望水平对生活质量有显著正向效应(β=0.428,P<0.001),并通过恐惧疾病进展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12%。结论希望水平对肺癌患者配偶生活质量有直接预测作用,恐惧疾病进展在希望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