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符号学意义体现——以《飞蛾之死》三种译本为例

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划分为语用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翻译过程中对这三种意义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传达原文的意思。选取陆谷孙、黄梅和刘须明三位译者的《飞蛾之死》译本片段,讨论符号学三种意义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符号学视野下体育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构建

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学界目前主要就体育现象本身进行对比或论证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而缺乏符号学这一简约方法的深层次解读。国家认同是各种象征符号的集合。体育是一种天然的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含义。因而从符号学视野探究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核心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体育的物源符号化、自然寓意、伴随文本意义、元语言解读、共同记忆塑造功能，有力促进现代国家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认清体育符号的标出性历史反转趋势，采取适当宽幅的文化选择，加强体育元语言的解读，充分利用体育符号媒介作用，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强化中华“多元一体”认识，厘清国家政治边界，从而有力促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     

当代符号学理论溯源

从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回溯当代符号学理论的两个源头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主要侧重于符号社会功能的探索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主要致力于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研究 ;同时简述了对两位当代符号学创始人相关理论要点的认识。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解读

索绪尔是瑞士的著名语言学家,欧洲符号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符号自身和各个符号之间的关系。语言符号单位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概念和音像,是一个两面化的心理统一体。符号可以分为肖像性关系和任意性关系两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呈水平的序列关系和垂直的联想关系。这种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共同构成了符号的两个基本轴向。伴随着这两个轴向而组织起来的符号就产生了"序列"和"类群"。     

论设计中的符号学运用

基于对符号学理论的把握,对设计中符号的运用进行分析与探讨。设计中符号一般具有可识、通适、限制和特殊的特点。同时,设计手法中的符号使用也可分为象征、相关、相似等三种形式。总之,对符号学的研究有助于设计师在处理人、作品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同时较好地完成设计过程。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产品设计的符号学解构

设计具有复杂性,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解析设计,产品设计的实质就是以实用功能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传达,同时也包括审美功能;设计的目的是将造型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如实地传达给消费者;为此,造型设计必须符合其符号学规则,包括语构学规则、语义学规则和语用学规则,规则的复杂性决定设计的复杂性,所以,对这些规则的研究是产品设计体系的基础。     

《反美阴谋》中犹太人物命运的符号学矩阵建构

本文借助符号学矩阵的建构,将《反美阴谋》中"幸存"和"屠杀"的二元对立拓展为四元,梳理主要犹太人物命运走向。小说更为深湛的主题意蕴得到揭示:罗斯通过这部小说透射出对历史潜在可能性的思考,探讨反犹主义对美国犹太人造成的巨大创伤,呼吁美国犹太人坚守正确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     

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