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探析

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原则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张力,引发了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绝对化和诉讼主体资格上的难题.为解决这些难题,行政法在实质上为促成增进公共利益政策设定标准,并提供听证、协商和法律确定等程序性制度安排,特别是公益诉讼制度.在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上,应构建混合式的受案范围机制,确立监察机关、公民和其他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建构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重庆城市品牌形象调查与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观点

直辖以来,重庆城市建设的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城市品牌形象得到较大提升.为深入了解重庆城市品牌形象在市民和外部观者心中的感知状况,从市民和外部观者的满意度出发,调查分析城市利益相关者对重庆城市环境和内部品牌的感知状况,以期对重庆城市品牌塑造和城市治理有所裨益.     

汉代"得民和"政治理念的思想史分析

从汉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者"得民和"意识的深刻影响。循吏的表现,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实践。"召公之政"、"召公之风",在汉代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有相当强的文化影响力。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将召公治民成功的成就概括为"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它与汉碑文字遗存所见"得众兆之欢心",意义是相近的。汉代文字遗存所见"宜民和众",可以理解为这种原则的解说。"得民和",成为当时理想行政的一种目标,其核心追求是"和"。所谓"上下和合",与儒学政治原则相符合,也是大一统体制下政治经验的总结。在《急就篇》和《焦氏易林》等文献中,体现了这种政治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也曲折反映了较广阔社会层面的政治要求。     

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不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如何将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和发展优势,是新时期新阶段新的历史任务.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就是站在农村、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高度,突破就劳务抓劳务、就输出抓输出的习惯思维定式,实现劳务输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廷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湖南民族关系史》评介

<湖南民族关系史>上、下两卷,由民族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上卷为伍新福著,下卷由李昌俊、彭继宽主编,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写.全书近8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湖南初民和族群的生活及其源流、变迁,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0余年湖南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新变化.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

本文通过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和文化整合的叙述,揭示了目前民和土族宗教信仰中藏传佛教成分的来源与表现形式。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二）

民和土族纳顿的三国戏系列面具舞能够进入土族纳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当时国家统治教化需要是重要因素,民间凭借国家倡导借机发展民间信仰是内在因素,而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土族地区乃至于被融合进土族是其进入并获得立足进而得到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重要保障,土族完成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的彻底转变是接受三国戏并一直上演的经济基础。纳顿中的"五官舞"再现土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土司接受中央王朝封授这一历史事实。     

黄沙统治之下的内蒙草原

在一块风景令人陶醉的古老土地上，一片辽阔的中国草原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正在化为尘埃，中国的发展和资源管理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新常态下改善民生的实现路径

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背景下，改善民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改善民生的实现路径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要发展民主、保障民权，协调民利、促进民和，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要繁荣文化、铸造民魂，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软实力要求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