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投资者情绪生成机理的研究

基于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力图刻画投资者情绪的生成机理。以引起投资者情绪变化的货币环境、市场收益、市场波动、相关资产收益等因素为起点，引入市场投资价值、市场预期两个中间变量，建立了包含直接和间接影响两类路径的投资者情绪生成概念模型。使用中国股市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间的667组日度数据，在VAR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收益对投资者情绪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市场波动和相关资产收益两因素基于市场预期中介变量间接负向作用于投资者情绪，而修正后引入的经济周期波动变量可以基于市场投资价值中介变量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发现了市场收益、市场投资价值与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正反馈强化过程。研究揭示出了投资者情绪生成的影响因素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将该领域研究深入到机理分析层面，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存在。     

基于EVA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对于夯实国有经济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业绩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尽管EVA可以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但从整体上看,EVA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EVA的积极效应存在适用空间,合理的EVA能够最大化降低非效率投资.由此可见,引导中央企业实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保证企业理性投资,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多元主体参与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空巢老人的供给存在家庭功能弱化,有效供给不足;供求信息不对称,供需错位;多元主体参与程度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服务主体意识,提高服务的精准化程度,构建多元主体服务网来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反贫困效应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反贫困效用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基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剖析农业保险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反贫困的影响机理,运用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可以有效防止农户陷入贫困;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1%,农户经营性收入正向变化0.26%;种植品种数量与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呈负相关:种植品种数量增加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降低0.13%;人均种植面积与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呈正相关:人均种植面积每增加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增加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