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

伴随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依附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迁过程。河西走廊牧业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还原为“核心层—基础层—外显层”三重层级结构。在多层级双向互动中，传统万物有灵的“赋魅”式价值观念与科学主义“祛魅”式价值观念及崇尚资本的“再赋魅”式价值观念交错并置，整合共生，日益呈现加速化、差异化、多元化、主流化等价值观念变迁趋向，既推动了新的复合型生计方式生成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社会面临价值失范风险。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牧业社会价值观念变迁规律，引导其良性变迁，对于推动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担保国家”的内涵及其与“合作国家”之比较

国家角色模式的演变主要着眼于国家任务的承担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近代以来，国家角色模式经历了从夜警国家到福利国家再到担保国家的三次嬗变。民营化及公私合作的发展促使国家与私主体越来越多地共同承担公共任务，分担了福利国家的给付之累，也促进福利国家模式向担保国家模式转变，其中，行政任务的民营化及公私合作是担保国家模式的主要背景，担保国家理论便是要探讨在民营化及公私合作背景下国家对公共任务的最终落实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国家与合作国家内涵相近但各有侧重，且均有重大意义。     

犁向西北:辽朝上京道农业发展轨迹

辽朝上京道的农业发展趋势基本上是由东南向西北推进,这与辽朝势力扩张的趋势大体吻合。其每一步发展都有背后的原因,或是为了解决对农产品的需求,或是为了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或是镇守西北驻军的后勤供给需求。上京道的农业劳动力构成以汉人、渤海人为主,契丹人依旧保持游牧传统,这是二元制统治的具体表现。在契丹故地以及辽阔的西北路地区发展农业,不仅在辽朝初期满足了契丹民族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保障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