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背后的伦理与人权

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引起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但从近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来看,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仍须厘清,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通过保护基因编辑婴儿隐私、切实发挥伦理委员会作用、加快相关立法工作,我们或可更好地解决基因编辑技术背后的伦理和人权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的国际软法规制

科技无国界,生命科技发展及其医学应用引发的诸多伦理难题跨越国界,日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在过去的三十年来采用"宣言"(软法)而不是"条约"(硬法)的方式对生命伦理问题有所规制,创制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诸多国际软法。我国应重视生命科技国际软法规制之形成,发挥应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积极成为国际社会的引领者。     

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人权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司法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必然包括保障人权，具有强制性，但不同诉讼领域的人权保障具有差异。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对人权保障具有重要价值，它是通过对公权力的监督来实现的，主要体现为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并以间接保障为主，包括诉讼监督、支持起诉、督促起诉、行政违法监督、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实践领域。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对人权保障存在缺陷，需要从监督职能和起诉职能（公益诉讼）方面予以完善。     

人权变革:从立法宣示到司法保障

"人权司法保障"这一重要命题首次进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人权保障的战略突破和顶层设计。从静态的人权立法确认进展到动态的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了落实这一战略规划,需要推进司法改革,确保诉权落实,探索司法实施宪法的有效机制,做好制度配套及协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人权的基因,但缺乏客观有效的制度保障。对此,既不能堕入法律东方主义者的偏见,更不能重陷文化保守主义的迷恋。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并客观保障其外化的权利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创新、提振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经典解释与人权正当性的中国证成——以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为例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中,人权的正当性才获得了证成.学者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完成这一论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论析人权概念的著作,中国学者们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极大地受到该文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人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中国学者们直面这一理论难题,进行了巧妙的概念转换,有意地对文本进行了建构性的解读,从而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道统中的正当性.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从国际人权立法与实践视角探讨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

对少数民族人权保护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特殊权利或特殊保护措施)问题,但研究还十分薄弱。系统地认识国际人权立法与实践中关于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少数民族人权特殊保护的涵义、必要性、特殊权利、国家义务、特殊保护的限度、特殊权利的限制和克减等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     

试论第四次修宪对民族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

第四次修宪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确立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制度,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化的规定以及援引宪法条文最多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些修改必将对其产生影响。本文从“三个代表”思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保障人权入宪对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和制度上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第四次修宪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性意义。     

论国际法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文件中都有所体现,也被国际法院的案例一再确认。随着人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国际人权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不干涉原则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回顾不干涉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不干涉背后的国际法价值,结合国际法实践对这一原则进行梳理和阐释,可以为更好地认识和运用不干涉原则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