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财政状况。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     

保护性价值观及其两分类结构模型研究

保护性价值观是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和反应,研究的整合性往往存在不足,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实证研究方法所无法解决的矛盾,需要将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回归哲学层面,探讨这些观念产生的根源及其关系和联系。保护性价值观的两分类结构模型,包括底线价值观和不可数量价值观,在外显观念和行为上均表现出保护性,但其内在心理机制却完全不同,其对保护性价值观研究中出现的绝对性弱化和非伦理道德内容等困境以及保护性价值观的动态性给出了较有力的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国际资本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从纺织等轻工业到汽车、化工、能源、机械制造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形式越来越丰富,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国际资本呈现出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从中国制造业撤出的趋势尤为明显,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