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秀与新女性: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

晚清女学生同时拥有闺秀和新女性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她们是来自士绅家族的闺秀,幼受庭训,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遵守传统女德观念;另一方面,女学兴起后,她们又进入女学接受近代女子教育,被塑造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拥有启蒙女界的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在女学生繁荣的写作背后,两种身份并存共生,分别于公、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又在道德层面实现了新旧两种身份书写的互动与融合。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是晚清女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缩影,她们的努力与尝试体现了女性智慧与女性力量。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实绩

出版业是以生产精神产品为主,以积累和传播文化为目的的特殊行业。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与收藏,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与文人士绅的圈子,与普通大众无缘。中国出版业在近代完成了它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时代主题下,出版具有了传播西学、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功能和社会价值。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全面推进,带来了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出版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近代出版业对提高国民素质及文化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背离原则的妥协--解读民初政治精英消除党争的实践

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民初政治精英先后成立了多个消除党争的组织.这种背离政党"合法反对"原则的政治实践,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消除党争是宪政精神与救亡图存价值冲突妥协的产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消除党争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本土化的过程,而只有本土的理论化才能获得科学的存在.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焦灼中的持守

<正>如果把"十二五"看作是中国的一次再出发,那么,和30年前的出发相比,这一次的出发点已有天壤之别。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国民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型。1840年之后,整个中国处于身份认同的深重危机中,救亡图存成为一个时代的梦魇,牢牢压迫着国人的神经。在屡仆屡起的抗争中,国家获得了新     

大师的智慧(十种)

本书为大师的智慧系列丛书。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便围绕着独立以救亡图存、发展以繁荣富强这两大话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长期进行着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本丛书介绍了丁聪(著名漫画家)、冯友兰(著名哲学家)、老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梁实秋(著名文学家)、启功(著名文物鉴定家和书法家)、谢添(著名电影导演)、袁家     

主线 议题 取向：民国新闻史的整体面相及书写

就舆论动员时空而言,近代中国传播议题多与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紧密联系。民国新闻史中传播行为关联不同的媒介生态网和社会关系网。传播与政治关系语境中考察民国新闻史,当注意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国新闻传播以时间为主轴对1912—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进行分期。首先,结合反帝、反封建议题的宣传和国民革命的政治舆论动员,探析报刊传媒对国民革命的记忆与展示;其次,聚焦十年内战时期报刊格局变化,探析京派、海派人士组成的"记者座谈""左联"等文化共同体的舆论呈现;再次,顺延时间脉络至全面抗战时期,对沦陷区报刊的亲日立场,国统区、革命根据地新闻纸的抗日立场三个不同场域的记忆文本进行梳理,考察历史空间上的横截面,特别是"抗战新闻学"的兴起,如"抗战建国"在不同政治空间的表述;最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大陆溃败,涉及新闻刊物多面临政治或新闻职业主义的抉择。简言之,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与舆论生态关联的主线,意在揭示民国新闻史不仅指涉新闻纸的历时性,更涉及新闻纸作为时代记录者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时代责任感。由此而论,民国新闻史书写应在舆论新陈代谢中呈现报刊流行话语分析及其变迁,从而展示新闻纸的时代抉择及舆论上的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