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事实性的习惯权利

习惯权利是一种事实性权利,它的事实性在于以行为事实为存在载体,通过人们不断重复的行为事实来阐释.一是习惯权利以行为事实为其载体;二是习惯权利在社会层面上对特定群体成员产生着事实上的有效性;三是习惯权利通过行为事实所产生的惯性约束力而具有事实规范力;四是习惯权利的事实性价值就是在生活上它对于特定群体的有用性与满足.另外,习惯权利的事实性具有方法论意义与法治意义.     

法律习惯化与习惯法律化(上)

本文先从法理上论证法律与习惯的内在关联性,然后再从历史雏度考察两者的演化渊源,进而得出结论:法律与习惯不仅要相互尊重、相互补充,更是可以互动的.基于此判断,本文主张以互动性为基点,以"法律习惯化与习惯法律化"为主线,重述习惯与法律之关系.法律习惯化就在于法律应该具有习惯的习俗化面向、生活化面向、民意性面向、本土化面向.其目的在于:赋予法律以习惯的内容,赋予法律习惯的特性,以此构筑法制现代化的"依赖路径".习惯法律化即是*-7惯向法律转化或借助于法律从而使习惯的功用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当下中国,它主要通过纳入和转化两种方式实现习惯法律化的.其目的在于:使习惯的功用借助于法律得以"硬化"或最大化,使习惯的价值与精神得以与法律相通或重构.两者融洽的效果应该是:法律经由习惯、习惯通过法律而共同构织人类生活的意义之网.     

刑事诉讼中防御权的法哲学考察

防御权是一种理论上的定义,但这并不等于法律中并无防御性权利之实。它是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对抗公权力非法侵犯所依凭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性权利的聚合。主体性理念、平等理念、人权保障理念是论证防御权存在的正当性所在。     

论习惯权利与人权推定

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或宗教权利来建构人权内容都缺少生活性内容和民众性主体，而习惯权利与人权在本质、内容与产生方式上存在着契合的可能性。二者契合的方式是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它包括立法程序中的立法直接推定与习惯法法源地位的间接推定，以及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推定与司法判例推定。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价值性与程序性原则。     

法律习惯化与习惯法律化(下)

本文先从法理上论证法律与习惯的内在关联性,然后再从历史维度考察两者的演化渊源,进而得出结论:法律与习惯不仅要相互尊重、相互补充,更是可以互动的.基于此判断,本文主张以互动性为基点,以"法律习惯化与习惯法律化"为主线,重述习惯与法律之关系.法律习惯化就在于法律应该具有习惯的习俗化面向、生活化面向、民意性面向、本土化面向.其目的在于:赋予法律以习惯的内容,赋予法律习惯的特性,以此构筑法制现代化的"依赖路径".习惯法律化即是习惯向法律转化或借助于法律从而使习惯的功用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当下中国,它主要通过纳入和转化两种方式实现习惯法律化的.其目的在于:使习惯的功用借助于法律得以"硬化"或最大化,使习惯的价值与精神得以与法律相通或重构.两者融洽的效果应该是:法律经由习惯、习惯通过法律而共同构织人类生活的意义之网.     

影响性案件的合法化论证——线形模式与环形模式的对比分析

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都是一种线形的合法化论证进路,其分别适用于简单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但这种论证进路(线形合法化论证模式)在一些影响性案件中却出现了合法化危机。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是消解影响性案件合法化危机的一种有益探索,它强调论证过程双向互动的环形特征。沟通合法化推理进路是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其通过法官的沟通性推理(方法)来完成。为了避免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陷,法官应该在合法性框架内进行论证。     

民族习惯的国家表达——以少数民族环境习惯为侧重点

环境习惯在环保方面应该是一种可用的资源,但环境习惯在当下如何最大发挥其环保功能则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才有可能达到极致.从中外历史考察也可看出不凡有国家法吸纳习惯的实例,而在当下之中国,习惯之国家表达无非是立法、司法、执法三种路径.本文分剐对此三种路径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下行政路径是最有效、有可能的路径.     

论环境习惯法的环保效力

在习惯法效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环境习惯法以其传统文化的塑化作用、群体连带关系的粘合作用、集体制裁保障方式和宗教因素的强化效力,确保环境习惯法在特定的区域内发挥有效的环保功效.而环境习惯法中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生态观则从观念上与“法理”上论证了环境习惯法存在的正当理由,强化了其环保效力.国家法应该从环境习惯法中反思自己的得失.     

奥斯丁分析法学中的法治养源——另一种视角的分析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和“‘应然法’与‘实然法’分野论”虽然有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可汲取的法治养源。有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有利于以道德标准否定法的效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者缺一不可。     

民族习惯法对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能贡献

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很重要的课题。很显然,法律的保护不能缺席。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法律(国家法)能否有效并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现在看来仍然是个有待时间验证的问题。因此,在法律(国家法)"能力"有限或"作用"有限的前提下,寻找其他途径以辅佐国家法保护西部生态环境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