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词中回荡着骚人的灵魂——论屈赋与辛词(之二)

屈原及其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至南宋形成又一高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文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政治遭遇,与屈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靖康事变之后,南宋王朝元气大伤,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贫国弱必然带来外强的侵扰和凌辱,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有志不能展,有国不得报,受到种种排斥和打击,他们悲愤、压抑、愁苦和失望,精神上备受刺激。然而他们又无力改变现实、扭转局面。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应当怎么办?尽管他们的态度和方式会有差异,但就其主流而言,忧国忧     

略论苏词的风格

提起苏轼的词,许多人往往举《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为例,似乎苏轼的整个词的风格倾向就可以从这几首词得到说明,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奇怪的是某些内行,仅凭苏轼的几首豪放词就对苏轼词的风格、风格基调下结论,认为苏词已经形成了“豪放风格”,以致成了“风格基调”,或说苏轼是”豪放派”的领袖”或“代表词人”。这不仅仅是误解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治学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有必要加以澄清。     

苏词与音乐

苏轼在《与子明兄》中曾说自己不会唱歌,有人就信以为真。有的人抓住他“不喜剪裁以就声律”的某些词,就讥刺苏词“多不谐音律”,以致贬低苏词的贡献和地位,这当然是不公允的。其实,苏轼说自己不会唱歌乃是自谦之词(不善唱歌是可能的)。哲宗绍圣初,晁以道“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至于苏轼是否懂音乐、是否按音律要求作词的问题,仅用他自作的词就可以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