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性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下文简称“连通性”）既包括基础设施的物理（硬）连通,也包括交通组织的运营（软）连通等,主要服务于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连通性,影响了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以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从交通设施连通与否及其连通性水平2个层面定量评价和测算了不同类型交通连通性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门槛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1)连通性提升对货物贸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海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公路和航空运输,而中欧班列的运行影响不显著;(3)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行业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可为连通性提升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外溢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为中国如何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提供启示。     

“ 中欧班列”陆路运输腹地范围测算与枢纽识别

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大力推进中欧国际班列运输,试图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运输体系,强化提升新欧亚大陆桥运输作用。然而,设施联通、运输价格、货源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中欧班列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在分析“中欧班列”运营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实现其高频率常态运营的“轴-辐”运输组织模式。通过构建高、中、低三种运价方案,利用距离—经济成本分析法划分“中欧班列”主要出境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并综合考虑各城市的铁路技术指标、集疏运能力和货源—成本等因素,从全国尺度识别出“中欧班列”组织的枢纽城市。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方式,其快速发展将会带来交通运输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且其对区域空间结构、人口流动、经济联系和土地利用等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对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域空间组织模式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GIS网络分析工具,构建时间成本矩阵,研究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单元和4个直辖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和城市对间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无高铁、高铁现状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并对三种情景进行模拟与探讨。结果显示：① 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廊道效应”,反映了高速交通在重塑区域空间结构中的作用;② 高速铁路建设提升了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总量,且逐渐从追求“效率”转向“公平性”;③ 高速铁路建设缩小了全国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的差异,但却扩大了城市对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差异;④ 三大城市群成为城市对外经济总量绝对获益量最大的地区,而其毗邻的中小城市成为提升速率最大的城市。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基于POI的北京物流业区位特征与分异机制

物流节点和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分异机制识别对优化城市物流空间布局、合理配置物流资源有重要意义。2014年12月基于腾讯在线地图平台,采集了北京市4396个物流POI。采用产业集中度评价、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刻画了北京物流空间格局,阐明了类型差异、供需侧因素与区位选择行为的微观作用机理,揭示了交通、地租、资产对空间分异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物流企业和物流节点呈现协同集聚和空间分离相结合的区位特征;物流活动总体呈现“中心边缘、近郊和远郊交错”的空间格局,与物流就业空间耦合度低。② 由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构成的公共物流空间是政府引导的结果,由服务于特定行业和终端用户的配送中心构成的末端物流空间多为企业主导,两者区位分异显著。③ 在物流区位形成过程中,政府通过规划交通线路和货运场站改变交通区位条件,配置物流仓储用地影响不同区域物流地租和可得性,进而调控企业行为并形成物流空间的类型与职能分异;企业则通过资产配置的差异化来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并形成物流空间的对象分异。     

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测度

近20 a来,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均呈快速发展趋势,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基于1985年以来中国航空旅客吞吐量和旅游人数的历史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从全国和省域尺度定量分析了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时空相关性;在全国尺度上,两者发展呈现出长期均衡的关系,且航空运输业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率大于旅游业对航空运输业的贡献率;在省域尺度上,根据航空运输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相对关系,可将省份划分为高-高协调型、高-低磨合型、低-高磨合型、低-低协调型4种类型。     

交通发展区位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交通建设所引致的区位条件改善对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和地方经济发展,重塑区域空间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交通区位的测度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新技术、新模式、新因素和新业态的出现,地方传统区位条件被重构,个人出行理念和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① 交通区位的测度逐渐从依托空间位置和交通设施发展水平的传统地理区位扩展到依托网络连通性、可靠性与出行便捷性的“流空间”新区位;② 研究对象从关注不同地方的区位特征扩展到关注群体出行规律和个体行为差异的微观区位选择;③ 研究内容从交通设施网络的可达性扩展到基于“门到门”的全链条出行服务;④ 大数据挖掘技术和GIS-T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交通区位的测度朝着更加精确化和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近10年来海南航空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以海航航空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尺度探讨其近10 a来的重组、收购和扩张对其航空网络空间结构及航空枢纽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南航空网络整体明显向北扩张,平均航距呈下降趋势;航班集中在少数通航城市和航线,但集聚趋势有所下降;并在中国全国和部分区域已基本形成了“轴-辐”模式为主、“点-点”模式为辅的空间结构,航空枢纽由海口、北京和西安转变为西安、北京和海口;首位联系度下降明显,进一步表明网络由集聚向均衡化发展。     

高铁区位对中国异地投资的影响与异质性评价

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下文简称为“高铁”）开通减少沿线企业面临的要素约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促进沿线地区资本流动,影响城市间的异地投资。依托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建投资决策数据,以高铁所引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区位条件变化为切入,分析和评价高铁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连通性提升更快,西部地区可达性改善更显著;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和连通性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2)异地投资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但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3)高铁区位对异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可达性的影响程度大于连通性的影响。(4)高铁区位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异地投资的影响呈现差异性,连通性促进资金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流动,可达性则能够显著提升西部地区及小城市对异地投资的吸引。     

中国收费公路基础设施与财务状况的空间格局

收费公路是公路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高等级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我国收费公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1981-1997 年）、快速发展阶段（1998-2003 年）以及规范治理阶段（2004 年以来）。国际比较研究显示,人口、经济总量和国土面积会影响收费公路的规模,而中国收费公路的发展明显偏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路网规模过大、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总体上,中国收费公路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显著的反U型结构--东、西部地区收费公路规模均高于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与中国东中西地区依次递减的梯度经济格局不协调。收费公路财务指标的投资、收入和支出具有U型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不一致;但单位公里的收益水平呈现梯型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大体吻合;投资回收期表明中国收费公路总体具有可行的盈利水平,但省级区域差异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