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与产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产业分工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但已有产业技术关联的文献主要关注区域内部,缺乏对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的探究。由于中国省际产业联系数据难以获取,论文运用引力模型和交叉熵法,基于2002、2007、2012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拟合出省际产业贸易流量矩阵,并进一步计算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指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基于2002、2007、2012年中国30个省16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有利于区域产业创新,但在本地产业技术联系较强的地区,跨区域产业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的正效应会被削弱,本地产业技术关联和省际产业技术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知识产权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因此,政策上应倡导扫清制度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跨区域产业对本地的技术溢出,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创新。     

城市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绩效评估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多中心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通过回顾国外多中心经济绩效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单中心与多中心绩效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城市之间可以通过“互借规模”、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比较优势,加之较小的城市规模可以相对避免集聚不经济的产生,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上可以获得同等规模单一城市享有的集聚经济;受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地理空间尺度、功能联系、行业构成的异质性等因素影响,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表现不一。最后提出了深化国内研究的方向以及相关政策启示。     

都市区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已经进入多中心分散阶段,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口规模,规模增加则导致集聚不经济上升,并促进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后的空间结构由于降低了集聚不经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而,传统地理学中关于两者互动发展的描述得到实证支持;同时明确了多中心化的直接动力是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对于优化当前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雄安新区：如何建成生态与创新之都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落实中央决策,我们突出强调将雄安建设成为生态与创新之都。来自地理学及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16位专家,以笔谈方式,对此开展了深入讨论。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应该坚持和秉承以下观念。一是宜居安全观,需要优化调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突出安全第一,切实防范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风险,以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为目标,走全面宜居城市之路。二是生态城市观,应积极采用低碳生态技术,有机组织城市区域生态系统与空间布局,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系统,保证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走系统化的生态城市之路。三是创新核心观,应该以科技文化为灵魂,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突出科技创新核心,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四是区域统筹观,应从流域视角、区域一体化视角,统筹新区建设,注重区域协作,共享共生,互动互补,带动区域转型新型发展,走区域深度协同发展之路。五是文化城市观,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文化艺术发展,倡导文化包容与和谐,探索中华人文生态特色新型城市风貌,走文化特色城市发展之路。六是综合品质观,强调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全面高水平发展,突出全面高质量与高标准发展理念,建立国际领先的质量标准体系与规范体系,发展智慧城市,全面加强综合质量监测评价与督察,结合文化品质追求,配套先进的社会公共设施与保障系统,走综合高品质发展之路。七是典型示范观,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生态创新的城市示范区和新型城市化的样板城市,促进京津冀建设生态与创新型世界城市群。     

信息革命下的社会经济空间集聚与分散

中国地理学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南京召开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先生到会发言。陆院士分析了变化条件下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认为国际和国内的重大变化对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陆院士的讲话,就新时期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重点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与宏观经济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知识生产与人文地理学、非洲地理研究、"多规合一"等时代新要求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政策地理等方面阐述了对新时代、新变化和新条件下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思考。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108个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学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为中国城市地理学乃至世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营养。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归纳起来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总体同步;在城市化、城市群／圈等领域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城市建设实践;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悄然成为潮流;积极开辟和强化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基地、新力量;以更开放、更创新的视野,积极开创前沿性、战略性的新研究领域;推出年青人等计划初现成效。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研究方面已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中国城市地理学更好地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反馈、知识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展望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认识城市、改造城市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面向城市化背景,进行中国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战略思考,缩短中国城市地理学与主流的城市地理学的距离,通过大人文与大科学交融进行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建立和完善、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另一方面需要面向国家“十二五”等近期发展目标和重点,积极的设计和执行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行动计划。     

走向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格局——建国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

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对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进行演化分析,并在时间序列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一改长期的分散化趋势,正走向集中化;人口规模增长、政策干预以及城市之间信息和交通成本的节约,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人均GDP长期以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近年来开始促进分散化;对外开放水平则主要促进分布的集中。未来应以全国适度均衡发展作为指导方针;远期以市场一体化,近期以共赢互利机制建设为抓手,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分工,优势互补;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减少城市化格局的人为波动。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