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诉讼化转型的实践困境与反思

审查逮捕的诉讼化转型是破除审查逮捕形式化和行政化的有力革新,特别是对受"捕后缓刑"和"捕后轻刑化"困扰的基层检察机关而言,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更是审查逮捕革新的利器。但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所依存的审查分析的实质化和亲历性却深受诸多实践因素的制约,陷入转型难产的困境。细究导致困境的因素,既有实质化审查的基础不足和司法亲历性的缺失,也有审查逮捕权与侦查活动监督权配置一体化的实践冲突,更有社会危险性考量的主观化和个体化。     

论资本总公式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提出的资本总公式G-W-G’,不仅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撇开其中的剥削关系,这个总公式是市场经济中价值增殖的总公式。它对于激励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推动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具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的实践困境反思——以公安机关承办的刑事案件为视角

在现行刑事司法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呼声高涨,重大疑难犯罪频发,证据收集和采信的标准日益严格,刑事犯罪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前介入作为检察引导和监督侦查的工作机制迎来了制度适用的好时机。然而提前介入机制却因立法规制过于原则化、实践配套性规范的缺失和地方化司法实践需要的绑架难以发挥预期的立法规制价值,陷入制度践行不畅的难产局面,从而面临机制的使命认知迷茫、介入必要性争议不断、介入适度性标准不一这三大困境。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特定案件将销赃数额纳入盗窃数额认定的合理性考察

特定盗窃案件的销赃数额能否纳入整体盗窃数额计算，直接关涉罪与非罪的认定和罪轻罪重的判断。认定盗窃数额的目的在于全面充分评价盗窃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与被害人的权益受损情况，以便对行为人准确定罪量刑。司法实践要结合盗窃罪的规制目的和“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数额认定的规制逻辑，准确理解司法解释中相关规定的规制态度，体系性解释将销赃数额纳入盗窃数额的合理性，对因赃物灭失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按照既有规定对被盗物品进行价格认定的，可将查明的销赃数额纳入盗窃数额认定。     

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危机忧思 ——以庭审实质化情境下证据的审查运用为视角

辨认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类型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所确定,但随着庭审实质化情境下直接言词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适用,庭审对侦查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审查日趋强化.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以记载言词表达为基础的辨认笔录不仅辨认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而且克制机制缺陷的规范化程序也执行不力,笔录制取中严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违法违规频发严重威胁着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存续,辨认笔录不得不面临潜在的证据能力危机.要化解辨认笔录因内在缺陷与制取违法违规导致的证据能力危机,需从危机成因的探析着手,建构起统一的辨认笔录制取与审查应用标准,完善混杂辨认与辨认见证机制,全面确立辨认全程录音录像的可回溯性制取规范.     

特殊情境下强制猥亵罪的审查与判断

一、基本案情盛某系北京市某KTV经理,李某曾在该KTV任职服务员时,与盛某谈恋爱,后二人结束恋爱关系。2020年1月3日,已离职的李某携带朋友姬某参加该KTV员工聚餐。聚餐期间盛某与李某喝酒聊天,并有牵手、搂抱和亲吻等行为。餐后,盛某与李某相互搂抱,与姬某一起到KTV公关房内拿衣物欲离开。李某拿上衣物后主动上前搂抱、亲吻盛某,后李某欲与姬某一同离开时被盛某拉回。     

网游外挂研发及后续行为的刑法适用

为人制作外挂公开销售或者行为人从外挂制作者处购买外挂并公开销售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并无太大的争议。本案被告人并未向用户提供外挂程序,而是雇佣他人利用外挂程序为购买了外挂点卡的用户进行代练升级。争议焦点在于,无经营主体资质并利用外挂软件代练升级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对外挂软件的发行、传播行为,进而认定为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     

依靠职工办企业的“三人一会”工作机制

依靠职工办企业的“三人一会”工作机制赵志方李德胜山东兴禹化工集团（以下简称禹化）在贯彻党的“依靠”方针的过程中，紧密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提高职工素质为重要内容，以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为鲜明主题，以关心职工生活为基本要求，以工会组织为主要依托的依靠职工办...     

从舆论热点案件看刑法解释的价值决断

舆论热点案件所关涉到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分歧，并非刑法解释的规范逻辑问题，而是解释中的价值决断问题。“终局性裁判”所做的裁判调适，并不意味着解释决断的价值立场完全转向，而是充分激活了刑法解释的价值决断，在解释决断的主体性、利益量化与情境化原则的综合校正下，以解释之名将个案的情理价值融入刑法规范的逻辑建构之中，进而对裁判规范进行价值化再造。要妥善解决舆论热点案件，不仅需在刑法教义层面权衡解释决断对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合目的性、正义性的调适，厘清特定规范背后的法理、情理与事理，更需在司法实效层面兼顾裁判结论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方面的融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