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的抗病毒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潜在物质基础研究

目的通过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探寻抗病毒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潜在物质基础。方法借助TCMSP检索抗病毒颗粒中板蓝根、连翘、石膏、知母、芦根、地黄、广藿香、石菖蒲、郁金的化学成分和作用靶点。通过Uni Prot数据库查询靶点对应的基因,进而运用Cytoscape3.6.1构建药材-化合物-靶点(基因)网络,通过DAVID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预测其作用机制,将药材-化合物-靶点网络中排名前15的成分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 V-2)3CL水解酶进行分子对接,同时将比枯枯灵、木犀草素、槲皮素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Ⅱ(ACE2)进行分子对接。结果药材-化合物-靶点(基因)网络包含药材8个、化合物75个、靶点255个。GO功能富集分析得到GO条目161个(P0.05),其中生物过程(BP)条目65个,细胞组成(CC)条目36个,分子功能(MF)条目60个。KEGG通路富集筛选得到131条信号通路(P0.05)。分子对接结果显示抗病毒颗粒中比枯枯灵、木犀草素、槲皮素等核心活性化合物与SARS-Co V-23CL水解酶的亲和力与临床推荐化学药相似。结论抗病毒颗粒中的活性化合物比枯枯灵、木犀草素、槲皮素等能通过与ACE2结合作用于PTGS2、HSP90AB1、PTGS1等靶点调节多条信号通路,从而可能发挥对COVID-19的治疗作用。     

基于网络药理学及活性成分测定的六味地黄系列制剂质量研究

目的 基于"成分反映活性，活性指向功效"的中药质量控制研究思路，以网络药理学筛选得到的活性成分为评价指标，对六味地黄系列制剂进行再评价研究。方法 采用网络药理学技术筛选出六味地黄系列制剂，如丸剂（大蜜丸、浓缩丸）、胶囊剂（胶囊、软胶囊）、颗粒剂及口服液治疗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肾病综合征的共有核心活性成分，并以其中度值较高的13种活性成分（槲皮素、山柰酚、β-谷甾醇、泽泻醇B、泽泻醇B23乙酸酯、花旗松素、羟基莞花素、豆甾醇、啤酒甾醇、常春藤苷皂元、儿茶素、薯蓣皂苷元及亚麻酸乙酯）的量作为考察指标，采用HPLC法通过切换波长同时测定，色谱柱为Waters 2695 Supersil C₁₈（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0.08%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体积流量为1.0 mL/min，柱温为30℃，进样量为10 μL，检测波长：先在全波长200~400 nm下测定，后根据对照品最大吸收波长切换检测波长；并结合主成分分析（PCA）、相关性分析及聚类分析（CA）法综合评价和比较六味地黄系列制剂的质量差异。结果 相同生药量下，六味地黄系列制剂中成分的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部分制剂中部分成分缺失，软胶囊未检测到槲皮素、儿茶素，仅大蜜丸和颗粒检测到β-谷甾醇；相关性分析结果中六味地黄系列制剂之间的相似度为0.170~0.897，且大部分集中在0.500~0.600，大蜜丸与颗粒剂相似度最高，浓缩丸和胶囊、软胶囊及口服液呈极显著相关（P<0.01），和大蜜丸、颗粒剂呈显著相关（P<0.05）；PCA和CA结果中六味地黄系列制剂被归为2类，其中大蜜丸、颗粒被归为一类，浓缩丸、胶囊、软胶囊、口服液被归为一类。结论 六味地黄系列制剂存在一定的内在质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六味地黄系列制剂说明书中所标示功能主治完全一致的现象可能不合理。     

浙江省一起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聚集性疫情调查

目的 明确浙江省一起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模式HIV感染者之间的传播关系。方法 对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浙江省浦江县新确证的疑似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聚集性疫情相关HIV感染者及其性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流调),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信息、HIV既往检测史、高危性行为史及性伴侣情况等信息。结合HIV分子传播网络监测进行传播关系分析,采集新确证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的全血样本6~8 ml,分离出血浆。通过核酸提取、PCR扩增pol基因,通过Sequencher 5.0软件拼接整理测序结果,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进行分析。结果 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浦江县共发现HIV感染者88例,其中异性性传播74例,有31例为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感染。初步个案调查发现,其中3例女性均与1例男性发生过无保护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4例感染者中,有2例的配偶HIV抗体检测阳性。对新确证感染者开展分子传播网络分析,共获得异性性传播序列65例,形成9个传播簇,最大传播簇中包含10例HIV感染者。HIV聚集性疫情共涉及HIV感染者11例,男性3例,女性8例;年龄均 ≥ 50岁,职业类型为农民或农村家庭妇女;追踪溯源到7例性伴,其中6例HIV阴性,1例未检测。18例调查对象的性社会网络关系中,夫妻关系6对,固定性伴关系8对,临时性伴关系3对。11例HIV感染者中,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9例,婚内传播2例。7例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与病例2(56岁男性农民)的流行病学关联,3例有流调和分子传播簇结果证实,3例有分子传播簇和流调结果证实,另有1例流调结果证实。结论 本起HIV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模式是以病例2为核心,通过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HIV,继而引起婚内和固定性伴间的传播。流调与分子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溯源调查支持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