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存在严重误区

当我们为“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主力作用而鼓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是在2050年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75%城市化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各地政府几乎都制定了城市化率的2020年、205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城市扩展和城市硬件建设继续保持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态势的时候,我们是否冷静地思考过以往走过的“城市化”是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吗?75%的城市化率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项吗?中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与以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代表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中国是否从现在起就要坚决抑制住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本文基于对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业已在部分地方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一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三是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四是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由此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改革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促进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必须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穷人经济学"的宗旨何以兑现

弱势群体在改革发展中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样承受了改革的代价,但与强势群体相比,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却比重过小,基尼系数一直在警戒线上扩大     

“权贵经济”从何而来

权贵经济貌似强大,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背离,与我们党的执政宗旨相背离,与人民的心声相背离,再强大也见不得阳光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极大改善,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政府职能转变与改革闯关

在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 ,出现了众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随着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日渐显露 ,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赋予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对经济利益的分配权所发生的变异。这些变异被中央纪检监察机关概述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因此 ,转变政府职能革除“权力三化”这一体制性弊端 ,是一次硬碰硬的、改革与维护既得利益的斗争 ,带有闯关的性质 ,是全党面临的新的重大考验。     

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的主要收入结构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部分组成.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以成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前后农民收入变化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分析,就如何充分释放产权改革的能量,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提出对策建议.     

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奏响和谐发展乐章

四川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着力均衡发展,促使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同时,我省将紧紧抓住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机遇,以重大项目的设置和实施为龙头,推进四川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第二步战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     

“逆城市化”：一个美丽的转身

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政府在解决职工收入分配问题上的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使一切生产要素商品化。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劳动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商品。一亿多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工,使城市经济发展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结构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由于这个变化与中国国企改革几乎同步,社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就业需求,城市就业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些下岗职工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同汇入生存困难和渴望就业的人群。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那些陷入生存困境的人来说,有活干总比没有活干好。即使收入再少,也总比没有收入强。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如同水一样,即使社会…     

成都农业入世的着力点

成都农业经营规模小,是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转型的基础性因素。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吸引现代企业介入农业,以此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转型,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含量,是应对WIO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