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我国矫正教育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矫正教育是监狱权的行使方式之一，是利用道德的“软力量”对罪犯进行教化，从而达到罪犯再社会化的目的。深化的复归理论、教育刑理论、刑罚人道化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共同作用、合力支持着矫正教育的理论。我国的矫正教育制度基本上符合矫正教育的理念和世界各国普遍的作法，但由于受立法时各种条件的局限，在立法理念、立法技术和制度保障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此在以后的矫正教育制度设计中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成罪理论基础及其立法完善

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从众多的公职人员渎职行为中分离出来,彰显了国家应对食品安全社会风险的决心;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分类,有利于研究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本质与特征;公共选择理论、监督过失理论和治吏从严的刑法理念从不同的纬度支撑着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论基底。食品监管渎职罪由于简单沿袭普通渎职罪的立法模式,存在法条设计过于简单,立法技术落后等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从立法技术、立法理念及法定刑设计等方面对该罪加以完善。     

论职业卫生的刑法保护

危害职业卫生的行为,是指违反<职业病危害防治法>等国家关于职业卫生防治方面的法律规定,因而导致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发生急性职业病事故或慢性职业病危害的行为;现行刑法对危害职业卫生行为的规制存在立法目的的双重化、立法罪名的隐名化和犯罪构成结果的事故化等缺陷;为强化刑法对危害职业卫生行为的规制,除更新立法理念,更加注重刑法的人性关怀外,还需要完善已有的刑法相关条款的罪名和罪状,并创设新的罪名,最终形成刑法对职业卫生的保护体系.     

跳出贪污罪主体和客体双向背离的逻辑怪圈--论贪污罪主体应当重新界定

认为我国刑法中贪污罪的立法规定存在主体和客体的逻辑矛盾,因为,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一种耦合式的平面结构,主体和客体之间在逻辑上相互规定.为跳出这一逻辑误区,应对贪污罪的主体范围重新加以界定.     

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社区矫正制度是与监狱内矫正制度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模式,是刑罚人道化和罪犯再社会化理论的制度结晶。兼顾社会的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权利益平衡,是国际上罪犯矫正的潮流,也是我国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研究社区矫正理论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嫁接,社区矫正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定义的厘定,以及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的科学选择,都是十分必要的。     

矿难遏制问题的刑法对策研究

矿难有多重科学内涵，其具有综合性、社会性、科学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等诸多属性。我国现行刑法对矿难遏制的刑法资源捉襟见肘，日益显现出其内容的不完整性和缺乏及时应对能力的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刑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正和补充，以遏制矿难的发生。     

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平等刑法观——以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为视角

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意味着部分刑法观念需要更新和变革，特别是对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我们在制定和适用刑法时，应淡化所有制色彩，确立“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体保护”的原则，公正地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和谐的法治环境。因此，应当对《刑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正，以适应和谐社会中正义、平等的要求。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死刑限制与废止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死刑限制与死刑废止是中国渐进式废除死刑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则是民族自治地方死刑限制与废止的逻辑起点；死刑司法限制的重点应是少数民族地区和风俗习惯有关的类型化案件和毒品犯罪案件；由于少数民族没有“杀人偿命”的死刑文化，应尝试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废除死刑。     

论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构想

社区矫正蕴涵人道、公正、效益和民主四大方面的价值。发展社区矫正是实现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当从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诸方面入手，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