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程序改革探析——以《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为中心

为适应抗战的形势，有效打击犯罪，国民政府一度将贪污、烟毒、盗匪、汉奸、粮政等案件作为特种刑事案件，由军法机关审理。到了抗战后期，迫于政治需要，国民政府将特种刑事案件改由普通法院审理。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颁行了《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除军人为被告外的特种刑事案件均按此条例的规定审理。该条例的实施，有效的提高了惩治犯罪的诉讼效率。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其进步意义不容低估。     

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的自由心证——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近代以来从欧陆法系引入的自由心证原则,在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已为法官所普遍运用。1949年以后的主流论著对此基本上持批判态度。通过民国时期具体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考察自由心证在当时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及其意义,对于探索我国传统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不无裨益。     

蒙元法定死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法定死刑有着许多独特之处,而传世典籍的记载颇多歧异.元初沿用金代死刑之制,有斩有绞;至元八年禁行金律后,法定死刑存陵迟、斩而废绞,其初衷是将斩减一等的生命刑,用杖一百七流远代之.在蒙元时期司法实践中,陵迟和斩刑并不多见,类似前世之杖杀的"敲",是元代的一种适用较普遍的死刑执行方法.此乃蒙元统治者用轻典、行仁政使然.     

“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与现代化论纲——从民族法文化的视角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构建“巴楚民族文化圈”,将其作为中国区域文化的一个独特类型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扩展中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尝试。本文拟通过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特点、民族法文化转型与现代化诸问题的初步构想,阐明此课题研究的主旨和目标,及其现实价值追求。     

《暂行新刑律》辨正

《暂行新刑律》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通行的第一部刑法典。它从1912年4月颁行到1928年3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同年9月1日施行）时废止，历时十六年，是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施行时间较久的一部刑法。     

《新唐书·刑法志》舛误一则

唐高祖李渊即位伊始，为稳定统治秩序，笼络人心，宣布废除了隋炀帝施行的隋季苛法。同时，命纳言刘文静等人在损益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着手修订新律。     

抗战时期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筹措考略——以1939—1940年江西战区为例

1939—1940年江西战区巡回审判经费由江西省政府与江西高等法院共同筹措,经费主要由巡回审判员役薪饷和办公费构成。战时紧缩政策下,无法收收入的巡回审判员役薪俸的优厚,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巡回审判推事的优待与其独立审判的肯定。办公经费足额发放与充足有余,以及旅费的一枝独秀,表明战区司法经费管理与使用成效显著,这些都给予现代司法经费的筹措与管理一些有益的启示。     

“溪州铜柱”铭文解读——以民族法文化视角

五代十国时期树立的溪州铜柱,是华夏政权妥善处理民族纷争的历史见证,是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溪州铜柱铭文所传达的民族法文化信息。作为确定独立国家政权与其附属少数民族羁縻政权关系的基本法律,铜柱铭文具有誓约的特质,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缔约双方所谨守奉行;在巴楚民族文化圈,乃至中华大地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     

抗战大后方战时司法改革论略

抗战时期大后方司法改革是国家战时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国家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司法改革措施，主要有司法经费统一改由国库负担，增设法院、完善战时司法组织体系，简化诉讼程序并设立实验地方法院进行实践，改进战时检察制度等。战时司法改革的面向是全国性的。但除少数法令法规专门针对战区外，大多数均在大后方先试先行，并得到较好的实施且取得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