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业已达成了诸多学术共识,且渐次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随意性走向规范性、从经验化走向科学化、从散在性走向系统性,但其要一改当下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走向系统深入、圆融自足,以下几个重要的方法论不可或缺:一是在学科边界意识与学科交融意识的结合中扬弃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割裂互斥;二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的融通中消解学术话语建构与社会生活介入之间所存在的对峙性张力;三是在返本意识与开新意识的互补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具有解释学期待的研究者所朝向的视域融合。     

试论西方哲学上的先验思路--以康德、胡塞尔为例

先验思路在西方哲学上清晰可辨.巴门尼德对"是"的追问、柏拉图对"相"的纯粹推演便是先验思路的最初形态.康德对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及界限的探究、胡塞尔对意识行为本身的探求则为先验思路较为成熟的形态.先验思路的基本特征是以独立于事实和历史起源的方式为认识寻求先验的根据.其基本态度是以哲学之思的方式趋向哲学最终的绝对自明的根据.先验思路是一条通达"纯粹存在"之路,它代表哲学研究本身.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范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的启示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话范式"一跃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等主张只是揭开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范式这首交响乐曲之序幕的话,那么马丁·布伯的"对话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则以共同的理论旨趣把这首交响乐曲推向了高潮与极致。对话范式不仅是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重构的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时代进行"问题式"对话,与不同哲学形态进行"交往式"对话,与解释者进行"解释学"对话,才能使自身勃发生机与走向当代。     

从哲学的对话范式看构建和谐社会的三个维度

“对话范式”业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它不仅凸显与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且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因为“和谐”的本质即是“对话”,因此和谐社会得以建构的三个维度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的基本实现路径就是诉诸于对话。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实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扬弃中西之争与古今之辩。     

正本清源 开拓创新——陕西省2010年马克思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最高指导思想。然而,由于70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直接受到来自国外的“左”、右两种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斯大林“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曲解的影响,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道德的“性别”之思——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视角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在理论建构层面试图通过摆脱那种由男性所确立的秩序与等级模式而重塑新的伦理自我,重写一种能够兼顾女性声音、凸显女性关怀的伦理话语.关怀伦理表明,男女两性无论在道德价值取向,还是在道德思维方式上,抑或在道德判断发展模式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别.就道德价值取向而言,男性更偏好公平与公正,女性则更偏向关怀和责任;就道德思维方式而言,男性更多地指向个体性与逻辑性思维,女性则更多地指涉关系性和情境性思维;就道德判断发展模式而言,男性遵从个体化、分离与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女性则遵循自我保存的、自我牺牲的与非暴力化的发展模式.既然道德本身有性别之殊,那么道德哲学的探究自然就应消解“性别盲视”的态势,实现自身从膜拜同一性到凸显差异性的嬗变.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的四重学理性追问

被哈贝马斯视做实践协商中的论证规则的"普遍化原则",虽为普遍有效的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但仍有几个蔽而不明的问题需在学理上作进一步追问:一是对康德的定言命令予以语用学改造的普遍化原则与定言命令本身究竟有何异同?二是普遍化原则较之于康德的定言命令究竟有何优点?三是特别兼顾每一个人利益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变成一种依凭利益考量而行动的功利主义或者后果论?四是尤为强调平等权力和无强制对话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使对话的过程变成权力的角逐戏与利益的博弈地,抑或变成权力的谈判妥协过程?     

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

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普遍主义伦理样态的对话伦理学,虽表明了哈贝马斯在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基本旨趣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的运思,但是也存在其有待突破的几个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话伦理学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道德的应然性",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的揭示不是为了对之加以否定,而是旨在开拓其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的致思路向.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