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数字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暴力化及其规制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时代的科技产物,能高效推动社会发展和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有“善”也有“恶”,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的暴力化呈现是人类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从人的暴力意向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性质出发,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原生性暴力化问题主要呈现为“数据暴力”和“算法暴力”,而由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导致的次生性暴力化问题则呈现为“价值暴力”。顺应数字智能时代浪潮,察明新式暴力的形式与性质,对人工智能的开发端、应用端及监管端进行理性的法律规范和必要的道德约束,是规制或消弭人工智能暴力化的应有之义。     

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影响非常深远。但是在义务论、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方面,它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义务论方面,它没有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导致当出现多种义务时难于抉择的困境;自然主义方面,它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抹杀了“是”与“应当”二者的区别;整体主义方面,由于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杰出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生态整体主义也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