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适应:层次及其转型——基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本文在个案访谈所形成的资料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作用。在以生存为特征的低层次阶段,牢牢依靠强关系,行动具有情感理性的意涵;在以发展为特征的高层次阶段,更多依靠弱关系并运用策略选择性地使之向强关系转化,工具理性在此行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农民生育中的生男偏好：价值合理性行动——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调查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通过把生育主体农民纳入研究视野，从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行为。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生男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使得农村性别比偏高。     

外出务工非常规家庭养老研究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在常规家庭小型化之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因外出务工而形成的“非常规”家庭,这类“非常规”家庭在养老上具有什么特点,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文章对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

农村婚姻支付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向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变迁的过程。婚姻支付实践背后蕴含的是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的变迁,从儿子单面养老到儿女双面养老的家庭保障、重家族关系到重姻亲关系、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深刻的农村社会转型。     

农民工需求、政府偏好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出应然与实然间的张力,农民工在安全保障、工伤保险、子女教育、廉租住房等方面有着强烈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但地方政府在供给上存在特定偏好,包括偏好基础设施建设、劳资冲突中偏好于资方、偏好具有本地户口的市民利益等.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需要地方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角色,建立以需求为导向,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分工合作的机制.     

漂隔型农民工三栖模式研究——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漂隔型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却在县城买房,农村依然保有田地的"城市·城镇·农村"三栖模式,突破了原有"城市·农村"的两栖维度。三栖模式的优势在于:农民工具有在县城买房的现实可行性,能保留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县城具有一定的城乡结合优势。三栖模式的缺陷表现为: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县城缺少产业结构的支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三栖模式为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城镇化道路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人的现代化。     

压力与从众视角下的农民生男偏好——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经验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现象,并检视了相关理论解释的适用性.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并进一步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导致性别比偏高.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流动的象征边界——“平民型”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隔离状况分析

农民进城务工只是打破了显现的、外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并未能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的深层隔阂,农民工在城市内部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依然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农民工使城乡界限由＂城乡之间＂移入到＂城市之中＂,在城市内部存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方面流动的象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