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调整及其社会化发展

如何处理法律与权力、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和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以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与权力的一体化传统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使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新的思考和定位。虽然国家权力是法律产生、形成及发挥作用的必要因素和条件,但在法治国家,法律又必须反过来成为制约、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对权力的法律约束,是当前制度建设的关键。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视法律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习惯性思维,按照法治原则整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理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法律的社会化发展。     

洛克的权力思想探析

社会不能没有权力,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要使权力受到制约,首先必须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洛克认为,公共权力不是来自上帝和父权,而是来自于个人权力,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渡出自己的权力,因此,公共权力的目的在于个人利益和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制约权力就在于使权力合乎这种目的和价值。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如何保证权力合乎公共利益,洛克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社会发展中的私权和私法制度问题——兼及非公经济的内在必然及其私法依赖

社会发展存在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机制，一是具有公共性的国家；二是个人对自身私利的追求。一体化社会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消融了私权存在的条件和空间。从公权中分化出私权，从公有制经济中衍生出私营经济，从公法制度中产生出私法制度，这既意味着社会的分化，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既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个人权利的日渐相关性及其倚重，也表明人类文明发展的个人向度，表现为社会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平等尊重和为个人提供适合其利益追求与发展的空间。     

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价值指引,国家权力促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作用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并且能有效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国家制度权威的确立,都离不开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主导。同时,政治权威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生法治建设研究——内在逻辑、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民生法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其提供价值关照和精神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生法治建设在逻辑层面具有内在价值的共通性、治理实践的一致性以及人权保障的同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生法治建设需要须遵循宪法原则、科学立法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等,不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法治以及全民健康等民生法治建设的全领域,而且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生立法、民生执法、民生司法和民生法治监督的全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述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能没有法治理论的指导,借鉴前人的法治思想对于创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开创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新局面不无意义。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社会为什么要实行法治的思想和对法治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及其对如何走向法治的探讨,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某些认识却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生命和价值。     

论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

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制度的转型,制度创新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是标准问题,是价值导向问题.制度创新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工具,制度的作用就在于能够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创新不能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作用,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均依赖于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但社会力量对国家制度创新有重要作用,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利益诉求是国家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动力,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是国家权力能够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是一个漫长、渐进的历史过程,不是靠个别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所能完成的.     

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转型与趋势

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诉求和依赖,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快速膨胀与发展,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隐忧。如何认识当前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新世纪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系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政治教育到专业教育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的历程,不只是影响当时法学教育的格局和特色,它也是形成法学教育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规制了新世纪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政治法律调控的共同体基础及其实现机制

人类生活长期依赖政治的主导,法律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依赖性,政治习惯于主控一切.随着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分化,这种政治主控成为有悖于共同体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基于个人权利,还是基于社会共同利益,都要求对政治过程进行理性化和程序化控制.在这一思想进路中,法律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生发出法律政治控制和政治法律控制的博弈.政治依托于权力,这决定了政治主控的路径和方法;法律依托于个人和共同体的二元互动,个体的共同体基础构成法律的基础和调控政治的依据,并要求具有参与和博弈的社会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