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驱战士李大钊同志,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对封建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科学的揭露和批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文化运动萌发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等人所篡夺,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开     

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

王阳明哲学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导,在我国近代也有类似明治维新的情况。王学之所以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某种积极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着某些自尊无畏、思想解放、鼓舞志气、注重实行实功等合理的因素。由此,我们不能不超出本体论的范围,反思对王学的评价问题。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从中日西学输入看文化问题

近两年,知识界掀起“文化热”。人们热烈、诚挚地追求、探索文化问题,很发人深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常常是变革旧观念的舆论准备,是社会革新的思想先导,近代文化史上,东方传统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时尤其是如此。因此,我们回顾一下近代西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境遇,也许有些意义。中国和日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差不多同时开始的。那时中日同处于封建社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与阳明学思想

儒学或曰儒教,是中国以及朝鲜、日本等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它曾适应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中、朝、日三国开始向近代转化,儒学便变成束缚社会前进的东西了。因此,儒学,尤其是在三国都处于“官学”地位的朱子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先进的知识人努力采西学之长,积极探求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意识形态,由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哲学、新理论。     

吉田松阴的王学思想

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槛车? 倘遂七生愿,祝君生支那。这是黄遵宪随使日本期间咏颂吉田松阴的诗(见《近世爱国志士歌》)。短短四句,敬佩、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慨叹,惋惜之意潜于诗后。“祝君生支那一句”,更引人深味: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人渴望从明治维新前后的志士那里吸取思想,吸取力量,外御列强,改造中国,吉田松阴自然就成了他们心日中的榜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