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点体会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该书汇集了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6月至2002年6月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论述，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方针、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刑事审前程序探析

刑事审前程序指从刑事诉讼启动到法院审理前的程序,具体包括侦查和起诉两个诉讼阶段。与审判程序相比,审前程序具有追诉性、启动程序的主动性、强制性、秘密性和非终局性等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审前程序具有重要的地位,既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也制约甚至决定着审判程序的进行。审前程序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权力对追诉活动的积极介入及诉讼职能的分化。     

刑事审前程序探析

刑事审前程序指从刑事诉讼启动到法院审理前的程序,具体包括侦查和起诉两个诉讼阶段.与审判程序相比,审前程序具有追诉性、启动程序的主动性、强制性、秘密性和非终局性等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审前程序具有重要的地位,既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也制约甚至决定着审判程序的进行.审前程序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权力对追诉活动的积极介入及诉讼职能的分化.     

日本精密司法评述

日本刑事司法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最终形成别国都不具有的"精密司法"的特质.周密的侦查、慎重的起诉及法庭细致入微的审理,造成了极高的有罪率.精密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过于追求实体真实而忽视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造成刑事诉讼价值的失衡.改革的出路,在于降低起诉标准,淡化精密司法,强化审判中心主义,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度.     

论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及内部控制

起诉裁量要权在各国都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但其滥用也十分普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判断检察官是否滥用起诉裁量权,不必以法院的有罪判决为标准,而应以诉讼条件为首要的标准,并具体考虑是否违反公共利益、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等因素。起诉裁量权的滥用主要包括对应当起诉的案件而不起诉,对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而起诉两种形式。对起诉裁量权的控制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而以内部控制为主。上级检察官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或移转案件的方式以实现对下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内部控制。这种内部控制可以统一追诉标准及法律适用,防止个别检察官滥用职权或或同一案件不同检察官适用法律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借以维护司法公正。     

论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 ,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程度 ,为整个社会所追求的文明形态和秩序形态。二者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 ,具有内在的、密切的联系。依法治国 ,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 ,将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将使法治运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一步向政治文明的方向发展。     

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

加强对特别程序的检察监督,保证特别程序顺利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有别于普通刑事程序,因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具有某些特殊的要求:一是检察监督应以实现"儿童最佳利益"为目标;二是检察监督应涵盖诉讼的全过程、全方面;三是检察监督应突出及时性和有效性。     

刑事抗诉制度改革研究——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而请求法院重新审判的权利,其本质属性是刑事诉权而非法律监督权.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刑事抗诉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不利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从诉权的角度解构刑事抗诉权,应当明确区分检察机关对未生效判决的上诉权和对已生效判决的抗诉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研究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何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各级党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明确纳入政治协商的决策事项，协商意见的监督效力以及不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相关责任，从而保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一重大决策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