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庸劣”辨

唐代第一个储君李建成历来受尽唾骂。《旧唐书》称“建成、先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旧唐书》卷64《赞曰·史臣曰》);司马光将他斥为“庸劣”(《资治通鉴》卷191)。范文澜同志说:“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是个纨裤无赖子。”(《中国通史》第3册,115页)更有说李建成是“荒淫无耻,残害民命”(董克昌《论房杜》,《北方论丛》1982年第6期)的。古今学者都异口同声完全否定李建成,而史实并非如此,建成确有冤枉之处。     

传统国学研究的新思路——评周积明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我们似乎能感觉到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现象: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和谈论时髦的大课题,对传统国学的现代诠释却表现得相当冷淡。这种课题意识,实则是急于求成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环境的曲折显现。近二年来,上述文化研究现象正在改变中,少数敏感的学者正致力于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重新审视,并试图从中获得当代性启迪。笔者案头的这部周积明先生所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便是其中成果之一。数番通读,感触颇多,故有意对该书略作诠释,求教于大家。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和”

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学、道学、玄学、理学等几大学派,都有自己的范畴群或范畴体系,也都论述过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早的范畴之一——"和",而且这种论述是历时几千年而不衰的.可是思想史界对"和"范畴的研讨却非常薄弱,至今仍没见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作者想在这里谈一些看法,作为讨论.重点是要研究"和"范畴在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中的具体内涵和作用,并从这个角度来探寻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质及其历史功过.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史学史的若干理论问题论纲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并规定:“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学。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以来,后世治史学史的学者从金毓黻先生开始或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梁氏的这个范式。尽管笔者在习研史学史时主观上试图挣脱这种业已形成的范式,但终究是十分困难的。本文将就史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略陈私见。     

唐后期士族是“腐朽落后的政治势力”吗?

论中古士族者,往往以为唐后期士族政治、经济特权丧失几尽,因而是一个腐朽落后的社会政治势力。如果我们把唐后期士族放在当时最大的政治漩涡——藩镇割据、引入注目的经济趋向——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去探索和考察,便可发现上述观点至少是片面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李渊用人小议

检验政治面貌的良莠,用人是一个重要的准则,有的学者认为,“用佞人,忌功臣”是李渊“治国的方针”(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115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所用的宰相有:李世民、裴寂、萧踽、刘文静、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窦威、窦抗等。李世民雄才大略,无需饶舌。萧踽“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获得了“骨鲠亮直,儒术清明。执政隋朝,忠而获罪;委质高祖,知无不为”(《旧唐书·萧瑀传·史臣曰》)的盛誉。陈叔达“颇有才学”,武德初,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出于他之手,还留心推荐“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旧唐书·陈叔达传》)。杨恭仁在隋炀帝时就甚得人心,武德时高祖常常委以御边重任,他“素习边事,深悉羌     

近代化的抉择:一个令人遗憾的模式——读陈钧先生著《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实际上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近代化的实体,如新式机器、交通运输工具等。作为洋务大吏,在本质上李鸿章、曾国藩和张之洞是同一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洋务类型。李氏洋务模式旨在建立近代化的军事工艺和新式军队体系,而缺乏思想建树,曾氏洋务模式更多地是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伦理与精神。而张氏洋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李曾之长,又有所创发,他在力图建立近代实业、新军体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近式实业教育,且提出“中体为用”的思想体系,成为实际上的洋务集大成     

中国古代四大哲理思辨学说及命运

中国古代哲理思辨思想有易学、老庄学、惠墨名辩学和佛学这四大学说,其哲理思辨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陆民族、古代农业宗法社会的总体氛围中,历经坎坷,掀起过玄学、理学、十七世纪王夫之方以智哲学三次哲理恩辨思想的复兴运动,但终是在变异或湮没的悲剧式道路上蹒跚徘徊.对这四大学说和三次思想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并没有人将它们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哲理思辨史的大范围内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对中国古代文化结构及其运动、功能、估价诸方面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