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平信徒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担任神职的知识分子,秉承了基督教的和平和正义传统,因而能够对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往往不被政治家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从长时段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声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使他们意识到: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应该不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的理由。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阐释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贾尔斯·康斯特布尔：《中世纪宗教和社会思想研究三种》

康斯特布尔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享誉国际的中世纪西欧思想史专家，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修道院制度和精神的开创性研究。在1982年出版的纪念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的文集《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和更新》中，康斯特布尔和另一位主编罗伯特·本森(Robert L．Benson)撰写了导论，他们指出，哈斯金斯1927年所提出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进一步纠正了以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陈旧偏见，     

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和武力的使用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新约》里有许多类似的言论，告诫人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要以暴力回击暴力。在历史上，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这种和平主义态度。在反纳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奥古斯丁的修道理想与文本解读之惑

中国学界和民间解读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修道理想的困难在于,受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各种世俗化思潮的冲击,浸润于我们自己通俗文化中对佛教修行的误解和非议,我们一直把注意力狭隘地放在独身这一修道生活的特殊层面上,认为这是违背自然的,甚至是虚伪的。西方学者对修道传统的解释更多地是追溯到古典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强调这一思想传统在灵魂与肉体之间所构建的张力对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以奥古斯丁涉及修道问题的文本为研究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和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思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基督教修道传统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修道代表着一种积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而绝非是禁欲主义的。     

“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对依纳爵社会和经济观念的现代反思

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学者注意到,许多基督宗教人士在16、17世纪资本主义勃然兴起的时期,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个人主义道德的批评。然而基督宗教的主流派别,包括罗马天主教,始终保留着与贪婪和剥削冲突的社会经济观念。在16世纪创立耶稣会的依纳爵·罗耀拉并不排斥工商业活动,而且认为不能回避市场经济带来的制度和生活变化。他严厉批评对财富的贪婪以及由此派生的野心和傲慢。他鼓励信徒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包括从事工商业,但是要求他们接济贫弱者,注重财富的社会公益性。耶稣会人士主要关注的不仅仅有传教和文化教育,还有繁重的济贫、照看孤儿、挽救娼妓等社会福利工作。在商业社会批评贪婪永远是惹人厌烦的事情,然而这是历史上基督宗教人士经常做的。他们的言行还说明,把基督宗教简单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文化,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一种思路。     

一个隐修者的入世情怀——托马斯·默顿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自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经常被看成消极避世之举。美国特拉伯修会修士托马斯.默顿则以其对美国生活方式、正义战争理论和反战运动的论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尽管修道者修道生活和社会干预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但并不妨碍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积极干预世俗社会并形成独特的社会思想。     

利奥十三《政教关系通谕》与19世纪法国宗教政治

在我们理解的西方文化里,启蒙运动对宗教的质疑以及法国大革命以后不断出现的对教会的打击,都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而被解读为具有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意义的。在法国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出现宗教批判、甚至宗教迫害,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其原因到教会与旧制度的密切联系以及教会在较长时期内采纳的保守政治立场。教宗利奥十三意识到教会的这一问题,开始呼吁教徒接受共和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他也尖锐批评了大革命以后法国政治中的极权主义倾向以及空前膨胀的国家权威,特别是法国共和政府一系列限制教会在教育和其他公共领域活动的政策。利奥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注意到,与美国的情况相反,法国的共和民主政治中确有国家权力过度介入文化和宗教的问题。由观察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虽然启蒙运动人士以及法国共和民主人士对宗教的批判具有特定的历史缘由,将现代社会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的倾向却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个值得质疑的思想遗产,不宜被当作一个通用公式来接受。     

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归约问题——“欧洲中心论”批判

“史学归约”是现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术语,特指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知识(知识性史学归约)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或声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观点、原理(理论性史学归约)。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一大特点,是大量借用源自西欧的概念、观点和原理(许多带有“欧州中心论”的色彩)。中国史研究要想有所前进,仅仅诉诸于史实的详尽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新评价——补充、修正乃至推翻旧归约,建立新的更科学的归约。鉴于中国史研究中大量归约的上述外来性,对归约的重新评价顺理成章地要从了解近现代以来外国(主要是欧洲、北美)思想和史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开始,从探寻中外史学的这     

道德关怀与当前中国中古世界史研究的域外借鉴

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世界中古史研究,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前苏联史学家影响的问题.这么说的理由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学术和思想遗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正在逐渐地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