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国族姓考辨

古莒国的历史可以一直推溯到史前,因相传其族出于嬴姓的东夷少昊集团,故后世多称其国为嬴姓。古籍或又称其国为曹姓,实是以曹地为中心的一种地域性的划分,大抵相当于曹氏,不是莒国本来的姓号。史书又明确记载西周以来的莒国为己姓,此说应是有根据的,其根源即在莒国与纪国通婚,相因于古代从母姓之俗,用纪国本来的日名"己"表姓,故有己姓之称。所以,对于古莒国公族的姓这一问题,需要联系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的演变来具体分析,不宜作简单的取舍。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齐国的官学

齐国的大（太）学，自西周以来即被称为稷下学宫。春秋时齐桓公称霸，齐国官学趋盛，稷下学宫从此成为研讨和传播管子之学的基地。战国时田氏代齐，稷下学宫复盛，逐渐发展为汇聚百家的学术大本营。齐学波及秦、楚，对汉初思想界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

构建金文历谱以推求古史年代的方法,在目前对上古历法不能考明的情况下还不可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少量铜器断代所建立的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多不可靠,为构建金文历谱所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也仍有待证明。工程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由于不知共和原不单独纪年,可能问题最多,而由此上推共和以前年代亦必致多误。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南宋馆阁制度述略

北宋馆阁制度,历来学者多有论述,而南宋馆阁制度,则论述者极少。论者多以南宋馆阁承袭北宋,无所发明创造,故不予重视。实则南宋馆阁自有其特点,今试文以述其大略。南宋馆阁,承北宋元丰改制后制度,亦以秘书省为职事机关。不过在高宗即位之初,宋、金战事方急,史官职事俱废,秘书省亦有名无实。建炎元年(1127)七月,“诏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