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治学：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西方环境问题的凸显和中国环境政治学学术话语的积极构建,大大促进了环境与政治的“镶嵌与耦合”,激活了环境政治学研究。然而,西方既有解释机制的“失范”,迫切需要超越西方环境民主主义范式以及生态帝国主义范式,拓展中国环境政治学的“本土性”理论生长空间。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国政治学聚焦并着力于环境政治领域,既是历史与时代之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理论自觉。根基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总体目标,未来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知识增长有必要从环境公民权、环境治理现代化和环境政治话语变迁中汲取。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层面而言,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绿色民生”观的政治哲学解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绿色民生建设越来越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彰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然而,绿色民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需要放在广阔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考量.绿色民生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底线,注重客观数字与主观感受同步提高,注重可持续发展,并以“法律介入民生”、“法律根据民生”为表达方式.因此,绿色民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必然聚焦于以人为本、普遍正义和民生幸福.由于具有意识形态、规则和有效性三者结合的散布性支持,绿色民生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具有行为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从政治哲学层面对绿色民生观解读,有助于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更为清晰的目标和动力,为持续实现民生幸福提供合理性说明和理论支撑.     

论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在对生态治理的内涵及评价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观念、制度与组织、过程和运作效能等4个维度设计出生态治理评价系统的逻辑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筛选,构建出生态治理指标体系,共3个层面、4大方面、30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框架。最后,运用效度和信度概念对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求证。     

中介组织发展及政府回应

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必然,发展中介组织是维护市场秩序、弥补政府失灵、补充政府供给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我国的中介组织还不规范和完善,政府不仅要对中介组织的运行作积极的回应,引导和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还应给予中介组织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权,由此形成一种互动、开放的更为成熟的政府体系。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论纲--公共管理发展方向之初探

由于效率取向的管理主义范式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范式转型的迹象日益明显,寻求管理主义的替代范式即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在当下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理论可行性.支撑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新公共服务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多中心理论.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代表公民权精神、公正与社会平等、法治与效率;其管理体制可设计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交叠管辖的管理权限及程序性正当的规则体系;其政府运行样态则具体表现为被动主义的行政立法、民主主义的行政决策、规则主义的行政执行以及人本主义的行政沟通.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理论内涵、发生机制与完善进路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引导经济社会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发生机制及完善进路.进一步对引导型政府职能进行分析,对于丰富中国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推动中国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