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解构的极致与限度--论新历史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历史行程的延展性与几度的迂回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促使新一代作家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打破阶级界线、释放个人欲望、强调偶然不测,并用种种形式探索来显示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创作了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但解构的偏执,使他们的历史言说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最终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苦闷的象征》:西方文化思潮的创造性整合

《苦闷的象征》深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它吸收精神分析心理学中“冲动——压抑——转化”说的理论框架,但对其具体内容加以改造(一)用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力”代替其冲动之根源——“性本能”,并赋予“生命力”现实性、创造性内涵;既与柏格森划清了界限,又把“生命力”与克罗齐的“创造性”联系起来。(二)用“生命力”代替被压抑之物——“本我”,用“社会外界约束”代替压抑之力——“超我”,把偏狭的“性苦闷”拓展为深广的“人间苦”,并借鉴康德、席勒的学说,使其中的文艺活动获得“性宣泄的快感”变成“自由创造的欢喜”。(三)用“象征”代替其转化方式——“改装打扮”,又借立普斯的“移情说”作为获得自由心境的保障,并把创造的欢喜扩延到鉴赏领域,认为鉴赏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创造性整合。     

当代小说中传统伦理的隐与显——从梁生宝到白嘉轩的伦理观分析

梁生宝和白嘉轩分别是中国当代小说十七年时期、20世纪末期的典型人物形象,前者被公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典型",后者被称为"儒家文化人格理想的代表",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遵循着重行慎言、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的古老准则,有效地体现了传统伦理的当代延续.     

《苦闷的象征》与西方文化思潮

厨川白村的传世名著《苦闷的象征》（以下简称《苦》），是日本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它与西方的心理学、哲学、美学有着明显继承关系，但不是简单的承袭，而是进行了改造和融铸，形成了独到的见解。本文意在理清《苦》与西方文化思潮的具体关系，希望厨川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能给我们某些启发。　　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就不会有《苦》，这并非夸大其词。《苦》不仅多次提及精神分析心理学，而且在揭示人间苦和文艺的关系时，先引用介绍它，作为自己的理论铺垫，甚至整个论述过程始终未脱离它。厨川主要接受、吸收了精神分析心…     

完美英雄与末路英雄的对照呼应——对大陆、台湾民国史小说的一种比较

完美英雄与末路英雄分别是大陆、台湾民国史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二者在形象内涵、审美价值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构成一种截然对照,成为隔海相对的遥远呼应,而且共同验证了文化语境对叙事话语的切实影响。     

论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小说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理念的建构——吴仕民长篇小说的创作特色

吴仕民的五部长篇小说虽题材内容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核心要素,即通过描绘特定地域的生活场景,在多重交错的历史纵深感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其中,富有地域色彩的风土人情为故事发展提供了真实可感的特定场景,个人史、类别史与民族史的三重奏拓展了文本的历史纵深感,对瓷器、宗法制等文化层面的观照则建构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差异互融的文化理念,最终达到地域性、历史感和民族文化理念的多维统一。这种统一,反映了吴仕民将自身创作立场、学术研究成果融入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受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声音的变化区间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创业史》和《白鹿原》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创业史》的叙事声音外显强烈,叙述人突显政治运动的历史推进作用,《白鹿原》的叙事声音隐蔽内在,比较注重展示文化心理的行为支配力量,因而文本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等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