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治理中农村反贫困政策创新的合法性评价—以县域扶贫建档立卡为例

在贫困的精准治理中,农村反贫困政策创新的合法性值得关注。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构建了农村政策创新的合法性评价框架。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为例,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反贫困政策创新的合法性评价维度和结构。然后,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再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最终获得2个二阶因子8个一阶因子的测量量表。本文为新时期的政策治理"重心下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循环经济

改革30年,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已改变。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各个国家产生了外部强制约束,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面对国内外环境,遵循"3R"原则的循环经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优选路径。     

辽宁省与朝鲜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研究

研究辽宁省与朝鲜的贸易发展历程,有利于更清晰的认识现阶段辽朝贸易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辽宁省与朝鲜的国际贸易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初始阶段;第二、20世纪50-80年代的起步阶段;第三、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第四、21世纪初期的成型阶段;第五、2008年至今的二次发展阶段.     

乡村产业振兴及其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启示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产业扶贫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要点。文章认为,乡村产业振兴蕴含着产业融合、提质增效、品牌创新的发展理念,并以生产要素集聚、共生为本质要求。从乡村产业振兴本质要求来看,产业扶贫面临着生产要素集聚、共生困境,据此提出加强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的政策建议。同时,立足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指出产业扶贫的转型方向。     

辽宁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程度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对辽宁工业振兴意义重大。基于辽宁省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运用中间投入率界定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运用直接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标,测算辽宁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程度,并建立四维象限,分析两产业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因此,辽宁省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拉动制造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融合环境。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到何程度——基于2010-2014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与国别比较

本文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单向融合度、综合融合度和融合互动度指数,并将产业部门按照技术密集度进行分类,测度产业融合的程度。结合"微笑曲线"和价值链理论,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越高或者制造业贡献度越低,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对融合度指标进行国内外对比,结果表明: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生产中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过低;生产性服务业过度依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低技术部门影响力偏低且高技术部门影响力过高;制造业低技术部门产值偏高且高技术部门产值过低。应抓住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契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机制,促进高技术部门发展,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影响力,调整制造业部门的产值比重。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逻辑: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

国际贸易理论历经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五个阶段,主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依据不同的假设,贸易理论对影响贸易的边界条件的解释各不相同,对贸易动因解释也不相同;贸易结构从行业间贸易、行业内贸易发展为企业间贸易,国际贸易正在向全球化下的企业分工演变;贸易结果是国际贸易得以持续展开的效果,生产力提升是最终的结果。基于三个基本问题,比较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揭示各种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并做出评价。     

辽宁省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辽宁省的出口贸易取得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出口贸易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成为制约辽宁出口贸易发展,限制其出口竞争力提升的瓶颈。因此,辽宁的出口企业应从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方面来改善出口结构。     

辽宁与朝鲜区域一体化问题浅析

辽宁和朝鲜区域一体化是中朝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在两地区的合作中,尚存在互市场所的建设不完善、边境城市的建设相对落后、朝鲜对自贸区及经济特区管理不当、以及银行信用缺乏保障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边境城市建设完善边贸体系、拓展贸易合作方式、发挥双方银行结算主渠道作用、以及加强经贸人才培养等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