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机制设计——基于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的分析

本文以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为视角,探讨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研究发现,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呈U形关系,表明管理层在不同业绩难度下会选择适当的风险策略以获取股权激励收益。激励对象影响风险决策的能力越高,或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手段的可实施性越低,该U形关系越明显。本文丰富了风险承担激励的相关文献,也为公司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A股上市公司盈余反应系数的季节性差异研究

本文以2003年1季度至2022年4季度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盈余反应系数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具体表现为1季度的盈余反应系数大幅高于其他季度,分别比2、3、4季度的盈余反应系数高77.27%,44.44%和85.71%,且这一季节性差异在绝大多数年度和绝大多数行业中稳定存在。本文从盈余信息含量、盈余信息在非盈余公告窗口的价格效应、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和盈余信息的披露格式、同期事件、市场和宏观因素等不同视角对上述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索,我们发现盈余信息含量、盈余信息在盈余公告前的价格效应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解释了盈余反应系数的部分季节性差异,但已有线索还远不足以对此提供完备的解释。此外,也有较弱的证据显示3季度的盈余反应系数大于2、4季度。     

分红都是为了回报投资者吗——净资产收益率考核与分红动机异化

一般而言,现金分红有助于提升净资产收益率,而现金分红又有着"回报投资者"的光环,那么,现金分红是否会成为公司隐蔽的操纵净资产收益率的手段呢?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考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股权激励为研究情境对此问题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分红前净资产收益率接近达标的观测更可能实施分红,股利支付率也更高;同时,由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公式中对分红实施时点存在加权调整,这些公司还更可能提前分红,并且会综合考量分红的实施时点及金额.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些公司的分红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此外,为达标净资产收益率而实施的分红并非"百利而无一害",这一行为对公司价值有毁损效应.总体上,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净资产收益率考核使得公司管理层在推动分红时存在一定的动机异化.     

上市公司“高送转”与内部人股票减持:“谋定后动”还是“顺水推舟”？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有决策权的内部人股票减持和公司“高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在较好解决因果互逆的内生性问题和修正内部人减持的变量度量误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内部人有意识地通过高送转进行市值管理以增大其减持收益,即“高送转”是内部人减持的“谋定后动”,且内部人的这一自利动机对公司的送转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有助于揭示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送转”的深层动因,同时也为监管层治理“高送转”乱象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名义价格幻觉——基于证券分析师目标价格预测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证券分析师发布的股票目标价格预测,为名义价格幻觉提供了能够直接反映心理预期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对低价股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显著高于高价股,该行为偏误在规模小、上市时间短、股票波动性大、财务透明度低和无形资产占比高等估值难度更大的股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还利用股票送转,对证券分析师是否受到名义价格幻觉的影响做进一步验证,发现由送转引起的与基本面无关的名义价格下降显著提升了证券分析师对股票未来回报的心理预期。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发现并不是因为证券分析师准确预见了低价股和高价股未来有不同的投资机会,也不是为了最大化其供职证券公司的利益而有意迎合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