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

乡村转型及适应演化路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研究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多元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国家制度（战略）变迁关键时间节点,梳理典型案例乡村发展阶段,明确案例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演化特征。在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基础上,以体制转换明显的乡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农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评估乡村适应演化下系统适应能力（结果）及农户生计响应效果,并基于归纳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乡村体制转换与微观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农业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后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2）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型、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维持型和更替型较低。（3）乡村体制转换（R₁到R_n）与农户生计适应（P₁到P₅）呈现协同且分化的演化路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是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的关键影响变量。     

温州近海海域海水及滩涂沉积物中PFOS和PFOA污染特征分析

为了解温州近海海域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污染状况和特征,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串联质谱检测法分析了采自乐清湾、瓯江口、西湾、飞云江口及洞头半屏岛的近海海水和滩涂沉积物中PFOS和PFOA污染水平。结果显示,温州近海海水普遍存在PFOS和PFOA污染,其中,PFOS的浓度范围为<1.0～31.36 ng/L,中位浓度为2.29 ng/L;PFOA的浓度范围为<1.0～23.66 ng/L,中位浓度为5.29 ng/L。滩涂沉积物样品中PFOS和PFOA的浓度范围(干重)分别为(<1.0～11.91)×10-9(中位浓度为3.60×10-9)和(1.84～34.01)×10-9(中位浓度为6.83×10-9)。温州近海海水中PFOS和PFOA的污染水平明显高于香港沿岸、中国南海海水、韩国沿岸海水和近海珠江三角洲,与大连湾的海水相当,海岸滩涂沉积物中的PFOS和PFOA浓度远高于珠江和黄浦江沉积物中的浓度。     

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模式的新突破--以太白山大湾村为例

社区共管作为国际上一种崭新的后发展地区资源管理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国际活体水资源管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iving Aquatic Resources Manage-ment，ICI．ARM)和国际渔业管理组织(Institute of Fisheries Management，IFM)发起，广泛应用于渔业、海岸资源、森林和国家公园的日常管理，在东南亚、非洲、墨西哥等地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该模式也逐渐引入我国，但对于如何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社区共管，国内尚缺乏经验。     

环带状廊道分合城市空间的生态效应及启示——以荆州古城的实证研究

界定了环带状廊道内涵,在中小尺度下实证分析了环带状廊道分合荆州古城空间的生态效应,环带状廊道具有提高城市景观异质性与连结度、完善城市生态系统结构等生态功能。它使荆州成为“自然中的城市”,这启示我们环带状廊道景观正在成为绿化建设的一种有效模式。     

恢复力视角下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

恢复力概念为秦岭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恢复力视角研究乡村振兴潜力,对于提高贫困山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有效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秦岭贫困山区商洛市为案例,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评价体系测度恢复力指数,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类型分类。研究结果表明：（1）商洛市三个区县各镇办的恢复力指数呈集聚分布态势,恢复力整体上处于偏低水平状态。（2）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对乡村社区恢复力起到决定作用。（3）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可分为四种类型：均衡发展潜力区、农业主导潜力区、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和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根据其资源禀赋和现状发展条件提出针对性的乡村振兴策略。     

基于农户生计的乡村能源消费模式研究——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

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及能源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论文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通过入户调查与访谈,构建能源消费-生计多样性模型对农户分类,基于用能多样性矩阵与效益评估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用能结构及其综合效益,继而依据灰色关联分析,识别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并总结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参与旅游经营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两大类农户中,农户用能多样性水平随生计多样性水平的提高而上升;② 与非旅游经营户相比,旅游经营户商品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新型能源迅速推广,传统能源消费有所降低,能源消费模式向优质化和商品化发展;③ 不同类型农户用能综合效益差异明显,旅游经营户用能综合效益(16.96 元/kgce)明显大于非旅游经营户(13.53 元/kgce),表明旅游经营户从能源消费中获益更多;④ 促使农户能源消费模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人力和金融三大生计资本.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策略的变化,并成为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政策和优化能源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国际游客餐饮行为及其对陕西地方小吃的感知

旅游餐饮不仅影响旅游者对旅游行程满意度的评价,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基于英文问卷开展深度访谈,通过对国际游客在西安的餐饮行为调查,发现影响国际游客餐饮决策的关键因素主要是食物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对国际游客对陕西地方小吃的感知调查,得出陕西地方小吃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做好整体规划,挖掘餐饮文化内涵,加大产品宣传,改进并提升服务质量,注意品牌形象的塑造和宣传,确保食品安全.研究结果对西安构建国际化大都市及其形象提升乃至我国旅游餐饮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气象干旱对甘肃省榆中县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干旱影响研究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为西北地区生态脆弱—贫困区的可持续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甘肃省榆中县为研究区,运用标准化降水指数、干旱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GIS分析工具,分析干旱对粮食产量、经济发展和农户家庭的影响,归纳干旱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1960-2015年,榆中县气象干旱程度较强,且与粮食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尤其对榆中县南、北部山区的粮食产量影响显著;（2）气象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具有频率高和空间分布广的特征,经济损失严重区集中在榆中县南、北部山区;（3）农户家庭受灾面积较大,农作物减产和家庭收入损失明显,气象干旱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严重,且“纯农型”家庭收入损失和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4）水资源利用环、产量环、收入环—生计环和经济环为干旱影响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