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统一影响旅游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旅游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两权统一"并不一定会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尤其是对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旅游产业而言。当政府是旅游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两权统一"程度的提高使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效果大大提升,从而使资本被优先配置到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多元化目标的业务或部门,进而降低了旅游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因此,"两权统一"仅仅是提高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华尔街控制下的美国经济——对我国发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启示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模型分析世界500强美国企业的股东及投资情况发现: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之间交叉持股,联手控制美国经济,对科技、金融、军工、电信、能源和医药保健等与国防信息安全和国家战略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投资金额最高,华尔街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研究结论对我国发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所启示:(1)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向应体现和符合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2)将有实力和已具有金融投资功能的央企集团改造,成立若干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3)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以直接投资为主,自主投资、跨领域投资;(4)保持政府、国企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人才流动畅通;(5)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之间可交叉持股。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权力制衡,董事长如何任免?

案例 某公司成立之初,任程某为公司董事长,李、王、黄、于四人为公司股东兼董事.并在公司章程第33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应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几年后,因对董事长程某不满意.李、王、黄、于四董事在未向程某提议且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自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两项决议:1、罢免程某董事长职务.2、选举李某为新董事长. 据此,程某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四位被告董事召开上述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因被告的四位董事没有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作为董事长的原告提议召开董事会即自行召开,也没有依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前十天通知全体董事,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召集程序的相关规定,故原告要求撤销该董事会决议的理由正当,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馓销被告之四位董事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如何构建企业道德管理机制

企业道德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可以从六个维度进行设计：股东权益与控股股东行为道德评价、董事会道德评价、监事会道德评价、经理层道德评价、信息披露道德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道德评价     

我国董事专业性与政治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2005年沪深两市8923个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作为对象,实证研究了公司所有权类型、所在地区市场化的程度、制度变迁与董事的专业性、政治关联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董事会中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较多,但有专业知识的董事较少。如果上市公司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董事会成员中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较少,有专业知识的董事较多。随时间的变动和制度变迁,有专业知识的董事数有所增加,但有政治关联的董事人数也同时增加。本文的研究在丰富了公司治理文献的同时,对于了解影响我国董事会构成的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慈善捐赠,而企业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会给股东财富带来何种影响却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通过研究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本文发现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累计超额回报率均和捐赠排名正相关,表明了慈善捐赠能够提升股东财富;而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而言,其捐款的机会成本较高,企业的捐赠活动降低了股东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说明只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够确保企业做出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捐赠行为。本文的发现为更好地评价和规范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     

我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终极控制人性质调节效应的分析

主要研究不同终极控制人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数量和期限结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以揭示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和银行贷款作为治理机制在公司投资方面所带来的综合后果。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对投资扩张的约束力更大;无论是国家终极控制还是非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对投资扩张起到明显的制约作用,但是在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长期贷款对决策者产生了更大的过度投资激励;中央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发挥了约束作用,长期贷款作用并不明显;地方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的约束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长期贷款产生了明显的过度投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