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平台生态化与平台治理政策

平台生态化是当前中国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核心趋势,具体表现为众多行业性小平台依托某个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所集聚的海量用户资源,快速打通行业上下游,改造并形成新的行业生态系统。网约车、共享单车以及广州市考拉先生所创新的便利店革命,都体现了平台生态化的特征。平台生态化趋势也引发人们对于平台治理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我们只有从法人分类制度出发,才能认清平台治理问题的本质属性。为此,基于最近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原则,我们将大型平台、平台治理界定为第四方法人和第四方治理。这为我们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治理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融合性新兴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分析路径。     

交通强国战略视野下交通治理问题探析

经济全球化3.0时代,交通运输领域的科技创新将对交通的治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以供求分析的逻辑分析我国交通治理的核心问题——刚性的静态供需失衡与弹性的动态供需失衡,从传统性应对策略中指出交通管控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以当前交通领域出行的八大技术为智慧交通的切入方式,从直接降低拥堵因子及耦合性优化两方面分析八大技术的优势所在,并从技术创新组合策略以及绿色智慧组合策略进一步寻求我国交通治理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南台湾青年赴大陆创业就业之民间产学跨域治理分析

当前,促进台湾青年到大陆创新创业就业政策研究成为两岸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该文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剖析政府理性决策与必须考量的个体角色价值、事实及人际判断,尤其是青年世代认知价值及如何汇聚个人、群体人际共识,再通过两岸"南南合作"的民间交流机制与平台,扩大现有的功能与范围,依台湾中南部交流与合作的相关内容,提升两岸社会经济交流层次,向南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倾斜。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约稿启事“政治生态叠代背景下领导权威理念和维护方式的错位及厘正对策”专题研究

当前,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叠代性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权力制衡得到加强,权责关系趋于平衡,民主和法治氛围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领导观念、人治的领导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都还有顽固的影响,表现在领导权威问题上,就是把权力当权威、把职位当地位、把职能当资源、把管辖范围当领地、把下属当仆从、把任用干部当个人恩惠等,从而顾盼自雄、不可一世、颐指气使.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前程

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是2020年迅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并为全球抗疫、经济合作、治理变革做出重要贡献等卓越表现,雄辩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和实践伟力,也开启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纪元。进入新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2020年的严峻挑战和有效应对砥砺并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底色与实践伟力;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增强理论自觉、锤炼实践智慧,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不断构建国际话语权,开创性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前程。     

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克减的公共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危机管控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通过对危机情境下管控政策实施必然性与公民权利克减正当性之间所引发的公共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安全需要、责任担当压力、政策执行失衡、公共精神缺失是危机情境下公共冲突产生的主要诱因。据此可探索"地方政府主导—基层协商众治—公民自律"公共冲突三级协同治理路径,形成以地方政府主导为走向引领力、基层协商众治为中介聚合力、公众自律为内生原动力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希冀三方共同发力,为健全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