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址类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遗址类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遗址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在数量和范围上不断缩小。只有通过明确概念、完善专业立法、加强地方立法、制定配套措施的综合模式,才能够防止"遗址"的独特价值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南京军区空军雷达某旅党委 深入调研正作风

该旅党委结合下基层检查指导、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等时机,通过个别谈话、集体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查找出党委机关少数同志政绩观不端正、插手基层敏感事务、作风散漫等12个问题和个别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等8个需要机关重点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召开党小组会、支委会研究制定出行得通、管长远的具体措施办法,     

共享才能共建——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侧记

早春申城，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再次成为广大市民关注的地方，2007年1月28日至2月3日，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会场外，春寒料峭；会场内，春意盎然。800多位人大代表集中民智，反映民意，述说民情，民生问题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焦点。     

一个公务员的四个“不明白”

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因经济问题被立案查处，并被撤销职务的消息传出后，在交通厅机关上下引起很大反响，一位在江苏省交通厅工作不到3年的普通公务员，向记者讲述了厅长出事后他自己的四个“不明白”     

刘翔夺冠的启示

希腊奥运圣火已经熄灭,我国奥运健儿在本届奥运会上共夺得了32枚金牌、17枚银牌、14枚铜牌,使我国金牌总数跃居世界第二位,历史性地闯入第一集团。奥运健儿顽强拼搏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我国奥运健儿取得的金牌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刘翔在男子110米栏中矫健的身影。要知道,男子110栏这个项目历来是由欧美运动员所垄断,自1984年以来,从没有一个亚州运动员进入过前8名。更有人认为,这个项目不适合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然而,刘翔不信邪,他…     

“严肃处理”要严肃

朋友告诉我,他们单位的一个干部犯了严重错误,反映到领导那里,领导马上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过了一段时间,却毫无结果。受害者及其亲属多次催问,听到的仍是那句话:“一定要严肃处理。”现在已时过半年之久。仍然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做”。群众气愤地说: “严肃处理不严肃,党风党纪何时正!?”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4年8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充分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议进一步修改后审议通过;同时,又提出了一些     

郭沫若张治中论争『长沙大火』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这部名为《抗战回忆录》的文字,讲述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后,从准备保卫大武汉到放弃大武汉那一个时期的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4年10月2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地方、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修改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法学研究机构征求意见。法律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还赴广东、广西、河南、湖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地方     

兴农须靠“两只手”

在正建造着的市场经济大厦的施工过程中,如果要找一个问题最复杂的部分,说是农业,或许不算太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理由在于,从范围上说,我国农业可以说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部门,部门大问题自然就要多一些;从经济形态上说,自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迈进,没有现成先例可循,难度自然也不会很小;从生产经营方式上说,改革以后广大中国农村实行的主要是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责任制,从各自独立的家庭生产到全国或区域统一的市场流通之间,还缺乏不少环节,具体协调起来,矛盾自然也不会很少。 但这绝不是说,农村市场经济建设就难得无法可施了。而是说,农村、农业问题的特殊矛盾,要求我们在考虑问题和采取措施时,要更加全面。具体来说,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较好地解决农业问题,当前应特别注意和反复强调:要同时用好“两只手”。这就是说,既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用好“看得见的手”,正确行使政府宏观指导和调控职能。而且还须注意协调好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