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国内外学者曾经对此作出深刻的研究,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加入,农村阶层分化出现了新的状况.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可以将农村作如下阶层划分: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对分化的农民进行研究,理解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理解中央政策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影响,才能真正出台好的农村政策,而不至于顾此失彼.     

农村“光棍”问题需引起重视

在湖北罗田大河岸镇调查，发现农村光棍问题已极其严重，且呈越来越严重之势。大河岸镇月山庙村有1600人，其中50岁以上的光棍仅有6人，30岁以上的光棍有23人，23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男子有100多人。按当地农村的惯例，23岁还没有结婚，就离终身光棍不远了。月山庙是平原村庄，经济条件较好，光棍也比较少。山区村则要严重得多，距离这里约五公里的石缸山村，全村500人，有30多个光棍；竹林湾村800人，有60多个光棍。在这些山区村庄，大约每4户就有一户是光棍，比例之高，实在惊人。     

“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土地的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笔者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     

农政变迁的动力

从农业和农民两个角度来综合考虑农政问题,既是理解农政变迁逻辑的要害,又是制定农业政策的关键。取消农业税前,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越来越困难,以致于出现了普遍的干群关系紧张和严峻的三农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缺乏与2亿多户分散的小农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说国家向分散农户收取税费的成本极高。因此,自2001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到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费,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巨变。取消农业税前,国家在向农民收取税费过程中必须回应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可谓"打成一片",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关系紧张,一方面国家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关切,竭力为农民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     

基层治理要直面矛盾

基层治理必然会有矛盾,会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冲突。完全一致、没有反对意见、没有任何矛盾的事情,是没有的。中国有6亿多农村人口,并且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仍然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同,需求偏好差异极大,国家显然不可能直接来回应农民不同的需求,解决所有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只能依托基层村社组织。因为当前农民很大一部分问题是集中在村社一级,而正是村社一级有能力和动力解决千家     

农村土地确权应当慎行

当前正在全国进行的，预算达上千亿元之巨的土地确权，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何苦在确权上如此急不可奈呢？     

为什么丽水这样的山区仍然显得富裕

2019年暑假,我到浙江丽水市遂昌县调研,沿途有两个发现:一是遂昌县甚至整个丽水市是真正山区,全县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多地少;二是农民所建住房相当有品味,样式时髦,外观讲究大气,几乎都是看起来相当好的别墅式住房。农户上档次的住房与山多地少的自然条件形成很大反差,即丽水农户是从哪里获得收入以至于显得还很富裕的呢?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