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大小由东往西存在着梯度递减的现象。具体到FDI的作用途径,FDI主要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效果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此外FDI对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山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别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阶段,各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程度差异显著。其中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能耗较高,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能耗较低且经济贡献率高。基于对山西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效应*——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

本文廓清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动态调控宏观经济的机理，揭示了两者协调影响经济的“黑箱”机制及其在经济不同阶段的搭配方式；运用中国2004—2019年的经济季度数据，构建TVP SV VAR模型探究两类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把控流动性“闸门”实现互动协调；财政政策搭配货币政策具有时变性，在整体上“同向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两类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并非始终如理论一致，在结构层面仍有优化靶向性操作的余地。     

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与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

减税降费是帮助企业减负纾困、稳岗促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本文采用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对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费率通过“降低就业创造”和“加剧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该效应在低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度以及城市社保征缴力度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面对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企业会减少总产出、购入更多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并将服务活动外包，进而减少劳动力使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主要影响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就业调整，并存在非对称性，费率增加会加剧小微企业就业破坏，费率下降会促进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就业创造。此外，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同时影响企业就业集约边际调整和扩展边际调整，并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低生产率企业面对费率增加不仅集约边际上就业创造更少、就业破坏更多，而且扩展边际上退出市场概率更高、进入市场概率更低。最后，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主要促进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就业调整，劳动力更多跨行业跨企业流动，劳动力净流出行业也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2021年快递市场发展趋势研判

2020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快递业实现逆势增长,增速逐季提升,主要指标远超预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将成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此期间,快递业将拥抱新发展格局,发挥更大的价值。     

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目标导向,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需要依靠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来实现.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及典型事实,提出了经济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企业实现异质性逻辑框架,在需要稳增长情形下,国有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增加投资,非国有企业投资相应缩减.本文利用1998-2013年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经济下行时期政府需要稳增长情形,发现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导向作用显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减少约1.7个百分点.这个发现非常稳健,揭示了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也深化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理论认识.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最终消费率的最优结构分析

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最终消费率过高或过低都可能不利于发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过度消费导致投资不足,再生产能力无法弥补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促使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如果最终消费率过低,会引起资本存量的产能过剩,使规模经济效应消失,经济预期不乐观,社会投资和消费都将减少,对GDP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三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章通过对国家现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情况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为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