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网络联系、公平感知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科技创业联盟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3个城市的科技创业联盟204家创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对联盟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公平感知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采用Johnson-Neyman法对公平感知的调节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在中等或以上公平感知水平,联盟网络规模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公平感知水平,联盟网络规模对联盟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联盟关系强度对联盟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成员公平感知水平的提高,关系强度对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可见,建设公平的创业环境,对于加强科技创业联盟合作,促进科技创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亚当斯密学说与重商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

重商主义经济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阐述了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亚当斯密的主要理论,其次分析了亚当斯密和重商主义的异同,最后针对二者之间的异同,分析了深层次的原因。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分析

以2009～2013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讨了资本结构、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资本结构负相关,社会责任水平的高低对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当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较高时,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当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较低时,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随着社会责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浙江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国有资本带动产业升级累计效应分析

使用面板门限模型,通过国有资本比重对绩效影响系数在门限值前后的变化,分析国资带动产业升级作用的累计效果.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区分不同行业类别,考察国资在哪些类别行业中能够起到对于整体的带动(挤进)作用或者挤出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国资比例提高到门限值对于浙江整体企业管理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国资在精细化工和医药等产业中的比例提升对于浙江整体经济的绩效有相比其他行业更加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这些行业不是明显的垄断行业.由此得出结论:国资在重点行业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应该强化,以期累计作用结合混合所有制推进从而达到挤进民资和促进民企产业升级.     

企业家代言的自我效应影响因素研究

以信息处理理论为基础,从品牌联合视角,探究企业家代言行为的自我效应.基于369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表明,企业家为他人企业代言具备以下4个前置变量会显著影响企业家自身企业品牌绩效:企业家形象与代言品牌形象关联性、企业家自身企业品牌与代言品牌关联性、企业家信息展示意外性和企业家自身企业与代言企业的品牌资产不对称性.消费者对企业家代言广告的态度是中介变量.     

基于元分析的魅力型领导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在对包含12 933个样本量的53篇有效文献进行元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中魅力型领导与个体绩效、团队绩效、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魅力型领导与各层面的绩效水平均显著正相关,其中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最高,团队绩效次之,个体绩效最低;魅力型领导的测量方法、区域文化等对魅力型领导和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此外,对魅力型领导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谁来用好“无用之用”

正有一家小银行,某天一开门,迎来了一位老大爷,进门就问:"你们这里是某某银行吧?"大堂工作人员回答:"哟,我们这儿不是,您走错了。""咳!"大爷转身就走。这位工作人员看了看天,紧跟着追了出去:"大爷,下雨呢,看您没带伞,我借您把伞,别淋湿了,回头有空还给我们就行,某某银行不太远,您慢慢走。"没想到,大爷扭头看了看他,说:"既然不远,你给我送过去呗,省得我再来还伞了。"都说到这儿了,工作人员心想,那就送几步吧,于是搀着老     

商业银行财富管理探究

本文从基础概念、特点、建设措施等三个方面介绍了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并对如何开展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了探讨。     

“正确”的决策为什么会“自失败”

<正>决策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事后,即决策实施的后果怎么样;另一个是在事前,即决策未执行的时候,预知决策的正确性。这两个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在决策实施以前,我们是用后面的标准来衡量的。所谓正确的决策,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正确"。可以预计,有些正确的决策,即使正确地加以执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