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

尽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呈现出跨区服务萎缩、本地服务崛起且服务价格提高的交易格局。为探究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的生成根源,利用河南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特殊的农村熟人社会交易环境对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往来互动频繁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会助推农户对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选择;并且种植规模越大、种植同一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会在熟人社会关系的作用下选择更为及时可靠的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继而对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的“价格悖论”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户熟人社会关系能显著降低其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由此提出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进行专业化连片种植、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以推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有序发育。     

“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

本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宗族代理人在村庄地权变更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机理。分析表明,随着社区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代理人将从村民公平诉求的响应者转换为地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使用2014年CLDS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宗族组织的存在或宗族越团结,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也更可能根据村民需求实施。但随着村庄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下降。采用村主任是否为宗族成员刻画宗族代理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代理人在社区开放过程中根据行政指令实施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研究指出,宗族内部分化或宗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村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重要诱因,亟须严格限定行政干预的边界。应该正视和发挥宗族在村民权益保护和基层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广东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广东改革过程进行思辩性质的全面梳理，以期对认识改革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有所增进或补益。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在第一部分重点从相对静态的角度，用一个更为广义的经济逻辑对广东改革进行制度分析；第二部分则在制度相容性基础上探讨了广东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互动机理；第三部分提出了广东改革中制度变迁的核心线索———产权安排和机制重建；最后则对改革目标和行为努力进行了结论性评论     

农业剩余与农业产业化

农业剩余与农业产业化潘光辉罗必良一、农业剩余的内涵及生成１农业剩余的内涵人们在使用农业剩余这一经济学范畴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即有广义和狭义的农业剩余。狭义的剩余是指农业的产出剩余。广义的农业剩余除了包括农业的产出剩余外，还包括农业的要素剩余。在本...     

“农业强省”的综合评价:以广东为例——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分别对我国25个省的农业综合竞争力进行排名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农业综合竞争力仅次于山东,其比较优势和农业的"强"主要体现为结构的高度化以及一定程度的"协调性",而劣势和缺陷则主要体现在供求失衡下的粮食安全隐忧和粗放式增长方式下的可持续性问题;进一步的聚类分析表明,我国25个省区可以划分为六大类型,其中广东省属于结构优化型。     

增城模式：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

“增城模式”的核心就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基本线索是：减少农业人口，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并改善农业效率；其科学内涵在于：一是以人为本，围绕民生促发展；二是统筹兼顾，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交易费用的测量:难点、进展与方向

交易费用的测量不仅面临困难,而且也倍受争议。本文概述了近些年来交易费用经济学文献在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界定及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进展,强调了用比较的方法测量交易费用可能是深化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方向。文章进一步指出,数据来源和度量问题、有关变量与样本选择等描述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将交易费用模型化,是交易费用实证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     

观念、制度与思想解放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如果说绩效由行为决定、行为由制度决定、制度由观念决定,那么,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则在相当的程度上由社会精英决定,而社会精英中的核心是"政界精英"。因此,思想解放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