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弹劾权的运作实践及经验

弹劾是有关免除不称职者公职的法律程序,弹劾权是议会牵制、监督内阁(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一种权力,最早产生于英国。从性质上讲“,弹劾过程既具有遵守一切常规司法程序细节的审判性质,又具有党派政治的性质。”[1]一、弹劾制度运作的程序设定弹劾制度一旦运作起来,其核心问题是弹劾程序规则如何设定。目前,在弹劾案提起、表决等基本规则方面,各国均有比较成熟的规定。一般而言,弹劾案多由议会的下院(众议院)提出,也有的国家是由“两院”共同提出。在美国,弹劾提出的程序是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开始,到众议院将弹劾决议案(包括弹劾指控)提…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目前亟需完善的宪法程序为 :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程序 ;修改宪法程序 ;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政立法程序 ;执政党执政程序 ;违宪审查程序 ;其他国家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程序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本级其他国家机关的程序。     

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语境、问题与方案

本文从现代行政国家中行政权不断增长与行政程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 ,指出了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行使理性化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行政程序发展的简要考察 ,文章强调 :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 ,是一个“政府再造”的契机。围绕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文章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扼要归纳 ,这些归纳构成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在此基础上 ,文章结合《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 )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立法模式、目标、结构、以及行政程序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 ,提出立法中的基本问题 ,并探讨可能的方案 ,从而引发对这些问题更多、更深入的关注     

从行政机关应诉看行政执法应注意的问题

重视合法性、轻视合理性;重实体、轻程序;执法效率意识滞后、行政服务观念淡薄,仍在行政执法中存在。加强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任重道远。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初探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框架是通过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令 (GPSD 92 / 5 9和GPSD 2 0 0 1/ 95 )来建立和完善的。这两项指令均为采用产品安全立法新模式的横向指令 ,即直接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商的通用产品安全义务———只能将安全产品投放市场。本文通过对两项指令重要条款的比较分析 ,介绍了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制的发展及现状     

从行政复议的价值定位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行政复议中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应是绝对的且是并重的，其一，行政复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法的效率价值；其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其正义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复议都不能放弃正义、效率价值定位。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恰恰忽略了效率和正义价值的重要性．过分的强调了程序的作用。行政复议本就是行政行为，是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不是权利，不作为行政或错误行政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维持错误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责任。另外行政复议从其是行政的性质来分析，行政复议不应是终局的，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还应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程序的多重视角

程序是法学(法律)的一个独立范畴。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对“程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法律程序进行解释时存在误读现象。完整地认识程序,需要完整的观察视角。只有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元视角来诠释法律程序的价值和功能,才可能较完整地认识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