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相薄互层稠油油藏热采时移地震监测互均衡处理效果分析

陆相储层稠油热采时移地震监测数据开展的互均衡处理结果表明,此项处理有利于有效时移地震异常的识别与热前缘位置的准确确定。当原始采集资料的一致性极差时,互均衡处理虽然可以改善资料的一致性,因此,提高野外采集震源子波和采集资料的一致性,是陆相薄互层油藏时移地震监测顺利实施的关键。振幅属性是陆相薄储层油藏时移地震监测的主要标志之一,笔者在振幅处理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一定效果。     

北京平谷上宅遗址磨盘磨棒功能分析：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

关于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的功能,一直众说纷纭。过去一直认为是一种加工谷物的农具,近年来虽有异议,但缺乏直接证据。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对北京平谷上宅遗址（7500-7000cal a BP）出土的一件磨盘和一件磨棒进行了研究。从石器表面残留物上提取出的淀粉粒,可分为9类12种。在可鉴定的淀粉粒中,最多的是来自栎属（Quercus）果实（橡子）的淀粉粒;其次是来自粟（Setariaitalica）的淀粉粒。栎属中包括蒙古栎（Q.mongolicus）、麻栎（Q.acuttssima）和槲树（Q.dentata）的淀粉粒,另有一定数量的黍（Pmiliaceum）和小豆属（Vigna）淀粉粒,其余杂草类及可能为块茎类的淀粉粒无法更进一步鉴定归属。磨盘磨棒上植物种类的多样性表明这些器物不是只用来加工谷物,更不能作为农业出现的标志。这些石器被用于加工各种需要碾磨和脱粒的植物果实或者块茎。同时磨盘磨棒上的植物组合也反映了7000年前,北京平原上人类社会的经济方式以采集与农业并重,日常饮食包括了粟、黍、橡子以及一些块茎类和杂草类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当时的气候条件较今温暖湿润。     

青海官亭盆地考古遗存堆积形态的环境背景

黄河上游的官亭盆地在6000 a BP开始有人类活动出现,在盆地内留下了50多处考古遗址。通过野外调查及考古发掘,将官亭盆地内考古遗址的堆积形态分为叠置型遗址 (连续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堆积) 和单一型遗址 (一个类型文化堆积)。同时发现,官亭盆地内考古遗址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显著。黄河阶地在形成过程中,河流持续切割时间比较长,形成的阶地高度很高,是官亭盆地形成叠置型遗址的一个地貌条件。由于气候原因,黄河上游在3700~2800 a BP存在一段洪水频发期,造成人类活动辗转于二级和三级阶地,形成以单一型遗址为主的文化堆积。洪水发生时,人类活动主要在三级阶地;两次洪水之间如果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会有人偶尔在二级阶地上居住。这种二三阶地间的反复迁移,形成同时期文化遗址分布上的“旋回”特征。在官亭盆地,叠置性遗址似乎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连续的文化传承;而单一型遗址,代表了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非连续的文化传承。     

自然资源数字督察系统的设计与研发

为进一步提高自然资源督察信息化水平,研发一款基于互联网+技术,集督察业务数据存储、比对分析、外业核查网上举证、统计汇总、报表输出于一体的"自然资源数字督察系统"。"自然资源数字督察系统"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便捷高效的监督手段,更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利器。本文阐述了基于互联网+技术,借助地理信息定位服务,采用Web方式构建了多用户、分权限的自然资源数字督察系统,该系统已实现了在整个西北地区自然资源督察中的高效应用。     

现行测绘成果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在摄影测量与遥感中的应用

测绘成果按照优、良、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定,而成果的质量检查与评定需要依照相关的检验标准。就现行检验标准在摄影测量与遥感成果中的应用作粗浅的探讨。     

黄河上游全新世特大洪水及其沉积特征

黄河上游官亭盆地的黄河二级阶地面上沉积了厚约2m左右的平流沉积物,每次洪水形成1个由红色粘 土水平层和黑灰色粘土水平层组成的洪水单元。对研究剖面洪水沉积层的磁化率测量区分出了14个洪水单元, 代表了14次特大洪水的发生;利用盆地内的考古资料,将古洪水频繁发生的时期定为3700～2800aB.P.。粒度分 析表明官亭盆地平流沉积的沉积物几乎全部由粒径小于4φ的悬移物质组成,其分选系数>2,偏度<0,峰态中等。 与黄河中游进行比较,官亭盆地的平流沉积粒级更小,偏度更小且呈负偏。     

基于1 km网格的北京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

目前许多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综合风险区划对暴雨在复杂地形下可能引发的山洪与地质灾害造成的高风险以及对城市交通安全风险估计不足,同时常规的气象观测资料已难以描述暴雨致灾危险性精细化分布。本文基于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利用遴选的293个北京气象自动站2006—2017年逐时降水观测资料、北京2015年1∶25万基础地理信息、2016年Landsat8晴空遥感影像、灾情资料以及网格化的社会经济资料,在承灾体暴露度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承灾体对暴雨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与地质灾害灾损敏感性差异,从暴雨致灾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3个方面开展了北京地区暴雨灾害1km分辨率的精细网格化风险评估与区划,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基于高密度降水观测资料提取的网格化短历时暴雨频次和暴雨量能较为精细地评估致灾危险性;基于遥感与GIS提取的不透水盖度、地形起伏度与河网密度可有效评估暴雨洪涝孕灾环境敏感性;基于1km格网化的GDP、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以及灾损敏感系数可有效评估暴雨引发的积涝、山洪与地质灾害对人员、财产和公路交通的易损性;(2)与已有成果比较,本次北京暴雨洪涝风险区划不但凸显了暴雨对城市的积涝风险,也凸显了暴雨引发的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同时突出了暴雨对城市交通设施安全的影响;(3)风险区划结果基本反映了北京市暴雨灾害的潜在风险,北京暴雨洪涝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应放在风险较高的三个区域。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与人地关系研究

本文对辽宁凌源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区的地形进行了考察,对建筑石料进行了鉴定,证明当时人类对地形和岩性的认识和利用已具有较高水平。对遗址文化层的动植物残体分析、孢粉分析及附近大凌河上游全新世沉积剖面的孢粉分析基础上,对牛河梁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和红山文化晚期繁荣的原因及人地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欧亚大陆的黄土带与旧石器早期人类活动

文章对欧洲和亚洲黄土分布资料进行了整理,结合欧亚的旧石器考古资料,发现在旧石器早期,欧亚大陆的考古遗址主要分布在黄土带上,这反映了在旧石器早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能存在着一条"黄土之路"。这条"黄土之路"东至中国华北,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分为两条线,在高加索地区汇合,通过欧洲,一直向西至法国和不列颠群岛。通过对欧洲、中亚和东亚黄土旧石器遗址剖面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冰期还是间冰期,在黄土分布区,有的地方一直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比如欧洲和东亚,周围的自然环境能使人类生存和生活;而有的地方只有在间冰期才适合人类生活,比如中亚。这需要进一步的工作证明。在S₅（MIS 13～15）阶段,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考古遗址发现的几率都比较大,这也许说明在这个时期人类的活动更为活跃。而且在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古土壤带上,相似的自然环境也许存在着更多的交流。这需要进一步对旧石器文化特征上进行比较方能得出更确切的结论。     

古环境DNA与环境考古

古环境DNA(ancient environmental DNA,简称ancient eDNA)指保存于古环境样品中的生物古DNA(ancient DNA,简称aDNA).与直接从古代生物遗存内获取的单一物种古DNA不同,古环境DNA为多种生物的混合DNA,常常以小片段DNA分子形式吸附在腐殖质和矿物颗粒上,主要从粪化石、牙结石、肠道残留物、冰川、冻土、泥炭、湖泊、海洋、洞穴和遗址沉积物等环境样品中获得.古环境DNA研究自1998年开始兴起,经历了早期的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古代物种鉴定,到DNA宏条形码(DNA metabarcoding)古代生物类群恢复,再到近期的鸟枪法宏基因组(shotgun metagenomic)古生态系统重建等发展历程,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研究体系,可以完成对古环境样品中大部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物种的检测.相比于传统的动植物化石形态鉴定手段,古环境DNA研究具有样品用量少、方法简单快捷、不依赖于化石、一次实验可以确定大量物种信息等优势.目前,国际上的古环境DNA研究在古生态环境重建、古代农业发展、古代人类食性、人类扩散历史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等环境考古领域的应用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发表了大量成果,但国内相关研究还少有报道.本文综述了古环境DNA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应用方向及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认为随着古环境DNA研究技术的日趋完善,其在环境考古学中的应用前景也将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