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区水资源费的构成与确定

干旱区水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确定缺水地区合理的水价体系,制定有效的水价政策,充分体现水资源的高"价值",成为合理利用水资源急需解决的问题。从分析水资源费的构成要素,并从边际机会成本的角度对水资源的价格进行了探讨,认为水资源的价格不是由其平均机会成本,而是由其边际机会成本决定的,水资源使用者所付的价格应等于社会负担的自然资源利用与耗竭的代价——边际机会成本。     

沙漠化地区两种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治理政策分析过程,构建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确定交易成本计算方法,估算内蒙古乌审旗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4 931.92元·hm-2。其中,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50.0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46.86%,政府直接支付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的118.75%。草原休牧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906.07元·hm-2,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12.8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80.35%,政府直接支付是草原休牧机会成本的23.30%。退耕还林政策的政府支付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大致相同,因此该政策执行效果良好,并且实现了退耕还林地区的全面禁牧。草原休牧政策的政府支付达不到休牧机会成本的1/4,牧民利益受到损失,牧民偷牧率达到100%,致使草原休牧流于形式。生态治理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将为不同生态治理政策的比较和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公共价值的沙漠化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首先从分析沙漠化的物理机制入手,将生态建设政策对沙漠化的作用以政策指数PIX来表示,分解为空间广度[PSS]和时间强度[PEF]两个变量,PIX=（PSS+PEF）/2,定量计算政策指数与沙漠化变化的相关性。其次以公共价值为基本框架,构建沙漠化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生态效果的绩效评价体系,从政策过程的“公平性”、对“合作生产”主体的尊重性、政府部门管理的“效率性”、生态效果的“可持续性”、政策对沙漠化变化的相关性等方面提取指标因子,定量评价沙漠化治理政策的绩效。以宁夏盐池县草地禁牧政策为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禁牧政策与沙漠化面积减少显著相关,草地禁牧政策公共价值绩效得分0.378 3,效果较差。因此,提出的基于公共价值的沙漠化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指标和模型都是可行的。     

河西地区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与可持续发展

运用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分析了河西地区国民经济的现状,判定了经济增长处于的阶段,并根据河西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河西地区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     

生态建设政策交易成本及其结构的比较

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建设政策分析过程, 确定交易成本由搜寻信息成本、签订合约成本、建设及营运成本、监督对方是否违约成本、违约后寻求赔偿成本共5部分构成. 每个部分根据研究区域生态政策实施的关键节点进行指标分解, 设计政策交易成本分析的21个指标. 为了将不同生态政策之间的绩效进行对比, 构造了交易成本结构指数, 它由内生交易成本占总交易成本的比重、农户投入占生态建设项目生产成本的比重、交易成本占生态建设项目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的比重共3个指标构成. 根据在宁夏盐池县的调研数据, 测算退耕还林政策和天然林保护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别为640.87元·hm^-2·a^-1和41.49元·hm^-2·a^-1, 交易成本结构指数值分别为0.1242和0.2292, 实施效果分别是很好和较好;"三北"防护林政策的交易成本为806.08元·hm^-2·a^-1, 交易成本结构指数值为0.4149, 实施效果一般;草地禁牧政策的交易成本为530.45元·hm^-2·a^-1, 交易成本结构指数值为0.8575, 实施效果很差. 生态政策的交易成本及其结构分析, 将为不同生态建设政策的比较和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农户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生态治理政策,其实施后的绩效评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由于生态治理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和农户,主体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目标和行为的显著区别.通过对农户的经济行为分析,构建了基于农户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采用AHP方法,计算出各个指标因子的权重,利用典型区域的农户调查数据,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可行性.基于农户的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将为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补充.     

祁连山区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发展模式

以祁连山区的肃南县为实验基地,通过对山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现存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以草原管理、牲畜繁育和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山区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它突破了山区的地域限制,将山区与山下绿洲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经济耦合系统,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将山区草原的生态保护与农户的经济增长兼容起来,从而成为山区草原畜牧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