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基于全球分类账户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采用2003—2016年全球20个主要国家的分类账户跨境资本流入数据和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了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的经济变量对各国证券投资流入、直接投资流入和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流入和其他投资流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比对证券投资流入的影响更剧烈。第三,不同资本流入对控制变量的敏感性差异反映了三种资本流入的异质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相符。研究的政策建议是:相对于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应该主动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努力降低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万千亿级集群按下“快进键”

产业兴,则城市兴。2019年,宁波在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之后,迅速瞄准下一个万亿增量一一“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到2025年,培育形成绿色石化、汽车2个世界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千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等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     

应急“专业化”建设成国际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世界主要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越来越重视应急准备工作,注意加强风险评估与沟通,积极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构建标准、规范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重大风险的挑战。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建设现代学徒制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现代学徒制"是企业与职业院校紧密合作的"双主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和发展现代学徒制,不仅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影响现代学徒制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制度建设不足,以及职业院校教学管理模式不适应。对此,可在国家层面进行相关制度设计,确定"学徒"的法律地位和参与学徒培训企业的权益,建立跨部门的学徒管理机构,并发挥行业组织的积极作用。     

欧亚经济联盟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中国的战略选择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已经客观存在,并对中国及欧亚周边地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运行五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并未实现大的发展,但也未半途夭折。文章通过分析欧亚经济联盟理论基础和运行实践得出: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地区自身特点与欧洲一体化先进经验的结合体,组建其的重要经济动因是在长期低油价情况下,能够共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解决本国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机制载体的欧亚一体化更是俄罗斯强国战略下的"引领式一体化",是俄罗斯面对东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压力,为拉紧周边中小国家而推行的"维系式一体化",也是俄罗斯周边中小国家的"追随式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在中短期内将继续保持低速前进,从商品共同市场逐步向能源共同市场迈进;从长期看,其一体化发展水平将低于欧盟,但高于东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国际影响力将大于独联体。因此,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面对新生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中应充分认识到:首先,在与发达经济体实现"良性脱钩"的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是可以争取的支持力量,而在处理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与欧亚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时,欧亚经济联盟及其主导国俄罗斯是需要战略协作的对象;其次,与对美关系不同,俄罗斯则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压舱石"。中俄关系始终是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