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

中国经济法学困境不在于以我国所定义的经济法内容本身,而在于经济法研究的经济法学出现了问题。经济法学其实是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部门法学,同时也是经济法学困境的原因所在。经济法学界研究路径转型对经济法学困境突破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两大法系的务实禀赋,审视与检讨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以一种非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审视经济法,包括但不限于以非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审视经济法的独立性、经济法划分的相对性、经济法回归到经济政策的法条解读或其他可能、经济法总论仅具有形式意义、经济法总论与分论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关系等,这将是中国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的必然出路。     

人大监督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分析

人大监督功能严重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本文不仅分析了人大自身运行机制的因素,而且着重从人大监督制度的理论立足点、经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剖析。     

试论我国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体制

行政权的膨胀与腐败已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权的监督侧重内部监督,而缺乏外部监督。我们在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与构建的基础上,提出分权思想,建立以外部监督为主导,内部监督为补充;以平衡制约性监督机制为核心,行政系统外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为基础,辅以行政系统内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和专门行政监督。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感悟近期中国之法治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突发事件的背后涉及权力的设计和中央、地方分权的问题。汶川大地震提醒人们不宜过分拔高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权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万不可忽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功利浮躁的背景下,尤其警惕诸多隐形的学术腐败等。文章检索了近期中国诸多社会现象,其中透露着深层次的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问题。     

经济法责任及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拷问——兼与颜运秋教授等商榷

无视经济法责任来讨论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渐趋成熟，以及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理论的变异，从而导致经济法缺乏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往往多是借用了传统法律规范，由此决定了经济法无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而是“四大责任”的综合。因此，经济法无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必要性。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与有无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无必然联系。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问题．以及经济法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问题。经济法的诉讼程序在于亟待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及其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并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     

国有财产监管制度研究

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以区别于高度集权社会的政府干预行为和市场经济社会的传统政府干预行为的政府干预行为。才有所谓的监管存在。监管与监督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这是国有财产监管制度构建的前提。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国有财产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财产监管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并从国有财产监管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职责、监管范围、内容、手段等方面阐述了国有财产监管的基本制度构建．进而提出了国有财产监管立法建议。     

如何理解和把握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民主党派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     

青少年网络犯罪刍议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利用计算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迅速增加，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网络犯罪危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其损失之巨，是普通刑事犯罪所无法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内外网络犯罪者结构看，青少年占有很高比例。笔者试图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特征、原因和预防措施谈些粗浅看法。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与张宇、张晨两位先生商榷

无论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源于其他。即使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多以行政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和行政垄断的天然倾向，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主体。国企改革在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是“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方向。公有制和私有制本是经济学中性概念，也不是对立命题，均为经济发展的选项。但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加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背后的传统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