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排斥

公共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欧国家的经济生产方式逐步实现了从福特主义时代向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转型,经济结构的重建过程(Silver,1995)使得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个人和群体被甩出了主流社会之外,这不仅给他们带来     

激发权能理论:一个文献的综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激发权能”不仅成为众多学科和实践领域最为热门的话语之一,而且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新兴理论。从构成要素看,激发权能理论是由权力、无权、去权、激发权能等核心概念构筑而成的。在诠释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激发权能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最后就激发权能的维度加以分析。     

家庭对农业劳动力流动作用的多因素分析--对甘肃省东乡族苜叶里社区的调查

家庭是构成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社会成员的许多社会行动都是在家这张强有力的网的作用之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本文着眼于我国欠发达少数民族农村社区,采取因子分析的方法,以笔者对东乡族苜叶里社区的调查资料为素材,对家庭在农业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作用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表明户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预期的非农收入、户耕地面积、户农业纯收入等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该社区107名农业劳动者流向城镇非农行业的合力.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城市公共产品供求问题分析——基于深圳市的问卷调查

实现公共产品供求均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以深圳为例,重点探究市民公共需求的结构特征和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研究结果显示:市民公共需求正在由单一的生存保障型向生存保障与发展享受型多元并存的格局转型:当前城市公共产品总体供给水平较低,供给结构失衡、布局不合理、民本理念缺失等问题比较突出.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如何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准市民公共需求的内在规律,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成为时下摆在城市政府面前一道迫在眉睫的议题.     

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市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和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论民族农村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近些年来 ,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 ,国内的经济学界、法学界以及社会学界掀起一股社会保障的“研究热”。但是 ,就其研究对象来看 ,关注城市社区社会保障的多 ,而关注农村社区的少 ;关注发达农村社区的多 ,而关注民族地区和不发达农村社区的少。民族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实现“生有所靠、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当前少数民族农牧民群体的迫切愿望。本文从人文区位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系统论等理论视角出发 ,主要对民族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现状加以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模式的建构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主张。     

公共危机应急中志愿者持续志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志愿服务岗位效能感和组织的沟通策略、信息技术能力、权益保障措施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志愿者的持续志愿意愿;志愿者的社会网络、志愿服务组织的透明度和人员能力也会影响志愿者的心理感受。志愿服务组织应注重保持组织透明度、制定能力提升计划、加快数字化转型、采用全渠道沟通策略,并关注志愿者权益保护、志愿服务文化营造和外部关系协调,将志愿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政治宪法”的概念——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切入

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当中，浮现出了规范宪法的概念和政治宪法的概念。规范宪法指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与之相对，政治宪法指最高权力的分配规范，或者称之为主权的具体结构。而作为一个应对中国宪法问题的具体概念，它是由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第一是当前最高权力的内部结构，是承载党与人民这一对关系的宪法安排；第二是这一结构的未来理想形式；第三是向未来理想形式的演变是内在于既有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因此，这种演变也就成为一项宪法上的应当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宪法是历史主义的。     

分配正义理论的两种辩护路径比较研究

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有两种辩护路径。第一种是从基础性的特定价值观念推导出具体的分配理论；第二种是从契约与程序引出分配原则，力图尽可能排除特定宗教、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观念对正义理论辩护的作用。通过对罗尔斯契约论的解析发现，第二种路径最终可以还原到第一种路径，这意味着契约程序路径的辩护效力被削弱了。本文试图论证，在正义理论的辩护上，诉诸程序的论证在道义上并不太可取，最终的辩护离不开特定价值观念。因而，对正义的辩护仍然依赖第一种路径。在理论上，该论证有助于局部理清当代分配正义及其牵涉的诸多纷争；在中国实践上，这有助于为中国当下分配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选择与启示，提示我们应当营造更深厚的社会正义的土壤和共识，以化解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阻力。为此，应当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诸多伦理、形而上学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构建出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分配理论的理论素材和公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