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构建军营安全文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豌台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建设安全文化，为安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强党和国家安全建设、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与安全工作匹配运行的文化架构，是当前部队安全文化建设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

自明代末年,由袁黄、颜茂猷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经久不衰。本文主旨在于揭示三点:第一,通过对劝善思想的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以说明明清之际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     

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唐庭州置有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谓该县为“下,宝应元年置”。其他文献诸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 (以下略称《旧志》)等并未志及。因此对其建置由来及地望,以往学界难以作深入研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于《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一文中,论及此西海县时,审慎地比拟于清海军,即旧名“镇城镇”之地,并疑西海县也许     

唐《高耀墓志》补考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于1984年12月,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发掘了一座唐墓,出石质墓志一合。据墓志,墓主人为生前曾任北庭副都护、卒任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的高耀。此墓基本情况已见该所《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四期。以下省称《简报》)。墓志拓本照片,已制为图版随《简报》刊布,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新疆历史文物陈列》中公开展出。笔者每读《高耀墓志》(以下简称《耀志》)录文,颇疑其释文有误。读之愈细,疑之愈深。近因工作关系,亟需借助《耀志》,乃反复审读展出之拓本照片,终于发现录文中某些明显的失误。例如:9行中“解褐”之“解”,误释作“辭”;11行末之“以□”实为一“简”     

泰州学案刍议

本文认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设定的"泰州学案"未免过于庞杂,实有必要作一番重新厘定的工作.通过这一前提性的基础工作,才有可能对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质有一总体上的真切把握.本文主要就赵贞吉和耿定向与泰州学派的关系进行考察,指出无论从师承关系还是从思想特征来看,赵、耿(包括他们的传人)都不能视作泰州学派中人.进而指出黄宗羲在设定"泰州学案"之时,他的设计理念以及标准原则受制于他的明代思想史观;他为了维护阳明学的正统性、纯粹性,不惜把泰州学案拼凑成了一个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其结果则有可能使得王艮-罗汝芳一系的思想传承及其泰州学的精神特质反而晦而不彰.最后对于应当注意并加以集中研究的泰州学派的思想人物,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民事诉讼的二元诉权说论析

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前苏联学者提出的二元诉权说。诉权具有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的观点对法院的审判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制约了民事诉权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对二元诉权说的理论主张和实际影响进行系统地反思和评判。     

“微时代”与人类学文化批评的理论归趋

以"微时代"为核心的人类学文化批评,重塑了新的叙事类型和理论话语,既再现了由于"微时代"媒介动力所产生的亚文化群体、阶层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特定权利结构的封闭循环,也回应了图像转型背景下民族志文化表述之"语图互文"机制的发生逻辑。"微时代"媒介技术的播散和渗透,同时也预设了一种"后人类"的转型过渡;在此过程中,人类学作为探究"人"的规定性本质与关怀人类生存境况的学科,其文化批评的功能性不应仅囿于为时代秩序、社会群体的成形提供知识性的参照,更在于去实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性导引。